原来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与毛主席家人的合影，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理，也是劳动模范。 1938年，河南巩县，一个小女孩出生了。那年正赶上兵荒马乱，家里不富裕，吃饱都成问题。她从小懂事，不吵不闹，干活的时候不嫌脏不怕累。街坊邻里都记得这孩子有股劲，话不多，事不少。 十三岁那年，她只身去了陕西。不是为了闯世界，是因为家里实在供不下。她投奔了姨妈，帮着做饭带孩子，心里却不安分。听说咸阳那边在建国营大厂，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批纺织机已经运到，她就动了心。厂子一开招，她就去报名。个头太小，被挡在门外。她说自己十六岁，能吃苦，求了好几次才被留下。 厂里的活不轻。纱线一绕错，整批都得报废。她刚上手时手忙脚乱，但记性好，肯学。不懂就问，问多了也不怕人笑。下班以后，她还在厂房里练习，别人都休息了，她还在机器旁边站着。没几年，成了厂里最稳的挡车工。评先进的时候，名字总在前面挂着。 她很早就入了团，后来又入了党。不是因为想当干部，是觉得那是正道。1958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她刚满二十。她被调到了赵梦桃小组，那是厂里最能干的一批人。赵梦桃比她年长，干活又快，两人既是同事也是朋友。她什么都学，学技术，学态度。有时候忙到晚上十二点，两人还蹲在车间门口商量怎么提高产量。 1963年，赵梦桃因病去世。她不说话，把手头的工作做得更细了。小组的任务她扛着，别人跟着她干，没落下过一次先进。那以后，她更少出错。班里的气氛也变了，大家都不爱说闲话，做事比以前更认真。 1964年，她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后来又成了全国先进代表，连续几年被请去北京观礼。她穿上统一制服，站在天安门前，看着旗子升起来，也不多说什么。回厂以后照样上夜班，穿工服、背水桶，没摆过一次架子。 1969年，她参加了九大，成了中央委员。这是件大事，可她没改多少。回到车间还是跟以前一样打卡。1970年，她成了厂党委副书记。有人觉得她上得太快，她也听说了，但从来不辩解。 1975年，四届人大开幕。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她的名字。她试图推辞，说自己年轻，资历浅，不合适。周恩来劝她，说名单已定，让她安心参会。会开完，她当选了副总理，新中国第一个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那几年，她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开会、调研、跑基层，行程排得密密的。她记得毛主席说“三三制”，一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在地方，三分之一总结。她照着执行，不偷懒，也不装懂。别人讲的，她记得清清楚楚，回去慢慢看。她说，她是工人出身，不怕苦，就怕脱离底子。 她在国务院待了两年。后来申请辞职，理由很简单，不习惯，不自在。高位不合她的性子。1977年，申请获批，她坐火车回咸阳，一路没人送行，她也不声张。回厂那晚，她没有休息，直接下夜班。凌晨三点，吐得厉害，还是不肯离岗。劝她的人多，她说干点活不算什么。 后来，厂里让她当党委副书记，她答应了，但从不脱产。该轮岗就轮岗，该加班就加班。车间里的人还是叫她“吴大姐”，没人喊“副总理”。她也没在意头衔。她说，那是过去的事。 1988年，深圳来人请她过去帮忙。南方的纺织厂刚起步，缺人带队。她去了，带着老经验，一点点把厂子撑起来。两三年后，厂子成了当地最大的印染厂。她挂名董事长兼总经理，手里还是攥着技术图纸。白天盯生产，晚上做总结，常常凌晨才睡。她说这样过日子才踏实。 1994年，她退休。在深圳呆了十几年，从没买过一件贵衣服。吃饭简单，出门挤公交。可一听说黄帝陵要重修，她一次捐了二十五万。扶贫会请她当主席，她也去了。说到底，还是惦记穷人家孩子。她说：“我懂他们的苦。”话不多，但一句顶用。 80岁那年，她还在参加公益活动。有时候腿肿得厉害，别人劝她歇着，她偏不。她说自己跑不快了，可那群孩子她放不下。 2025年4月25日，她在深圳去世。享年八十七岁。讣告上写着她是中国共产党员，是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副总理。可在老工人嘴里，她一直是“吴大姐”。 5月1日，告别仪式在深圳殡仪馆举行。花圈排得满满的，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会场不嘈杂，人都低着头，像在听她说话。照片摆在正中，还是那张笑着的旧照，白围兜、短发，眼睛直直地看过来。 纸花在风里轻轻晃着，像谁刚走，又还没走远。 也可以。你说，我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