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官这次任务成功了，我们杀了周恩来”。听完特务的汇报，愤怒的长官一个巴掌打了过去愤怒地说：“周恩来死了，那在西安跟我们谈判的是鬼吗？”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李大钊、陈延年这些我们课本里的英雄，一个个倒在血泊里。那是个真正的至暗时刻，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总部就设在当时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 上海滩，十里洋场，龙蛇混杂，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地狱。租界林立，特务遍地，叛徒随时可能从你身边冒出来。党中央在这里，等于是在刀尖上跳舞。今天还在一起开会的同志，明天就可能出现在报纸的黑白讣告上。 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情报和保卫工作，党中央连一天都撑不下去。于是，一个堪称中共情报工作鼻祖的神秘机构——中央特科，应运而生。 这个特科，周恩来是总负责人，他把这个机构分成了四个科，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一科，搞后勤的。布置秘密会议点，营救被捕的同志，安抚烈士家属，甚至包括搞钱。负责人里有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陈云同志。 二科，负责打探消息。把我们的人，像钉子一样楔进敌人的心脏地带。科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赓大将。 三科，也叫“红队”，俗称“打狗队”。这名字就透着一股狠劲。专门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惩戒那些对组织危害极大的叛徒内奸。 四科（，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这就是最高科技的部门。负责建立秘密电台，和全国各地的红军根据地保持联系。 但光有架子还不行，周恩来给这支队伍注入了灵魂，那就是铁的纪律和超凡的智慧。 要说特科最传奇的一笔，绝对是“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周恩来亲自布局，把这三位顶级特工安插进了国民党的最高特务机关。钱壮飞更是当上了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国民党的核心机密，对他来说几乎不设防。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就是1931年，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家伙知道的机密太多了，一旦开口，上海的党中央就会被一锅端。当时，顾顺章被捕的绝密电报，就是先送到了钱壮飞手里。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冒着生命危险，抢在敌人行动前把消息送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警报，处变不惊，沉着指挥。就在敌人包围圈合拢前的几个小时里，他果断销毁文件，切断联系，组织中央机关的同志们进行了一场史诗级的大转移。 等敌人杀气腾腾地扑过来时，所有地方都已人去楼空。 这次胜利，避免了中共历史上一次几乎灭顶的灾难。毛主席后来都感慨地说，没有钱壮飞他们，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而周恩来自己，作为隐蔽战线的最高统帅，更是把保密纪律刻进了骨子里。在上海，他留着大胡子，化名“胡公”，经常扮成商人。他对自己外出的时间有严格规定：早上5点到7点，晚上7点以后。其余时间，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出门。他把上海的大街小巷研究得滚瓜烂熟，专挑小弄堂走，绝不坐电车这种容易暴露的交通工具。 有个小故事特别能说明问题。当时他的秘书黄玠然要结婚，想在住处附近的小饭店摆几桌酒席，热闹一下。周恩来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拒绝了。他说：“这个饭店离我们的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这种违背保密制度的做法我们不能做。”最后，新郎官只能退掉酒席，在秘密据点里悄悄完成了婚礼。 在那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一点点浪漫和人情味，都必须让位于铁的纪律。这不是不近人情，这是对所有同志的生命负责。 还有一件事。建国后，有一次他的侄孙周国镇从一位军队高级干部那里，看到了一份关于研制“两弹一星”的绝密文件。周国镇很高兴，回来就跟周总理说。周恩来一听，脸色立刻就沉下来了，严厉地追问他怎么知道的。当得知是那位领导给他看的，周恩来非常生气，说：“他怎么能把这个文件给你看呢？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后来，他还在中央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那位领导。 在他看来，保密制度就是高压线，谁都不能碰，包括他自己和家人。他的妻子邓颖超是中央委员，但按照纪律，不该她知道的事情，周恩来一个字都不会透露。 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和自律，让他和地下的同志们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天罗地网，也让他领导的这条隐蔽战线，成了插在敌人胸口最锋利的一把尖刀。 所以，再回到我们开头那个故事。国民党特务为什么会闹出笑话？ 因为他们面对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孤胆英雄，而是一个由无数信仰坚定、纪律严明的无名英雄组成的、高效运转的情报系统。他们可能抓到某个交通员，甚至策反某个不坚定分子，但他们永远无法触及这个系统的核心，更无法揣测到其统帅周恩来的布局和谋略。 毛主席用兵如神，而周恩来，被誉为“用谍真如神”。他布下的情报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