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名女子修车从来不给钱，这次她又去维修，店家却要收她1万多，女子一直不同意

浙江，一名女子修车从来不给钱，这次她又去维修，店家却要收她1万多，女子一直不同意，还硬说对方没有资质，抓住这件事不放，店家反问她，你在前一个老板那里，近三年没有付过1分钱，是为什么？人家的股东知道吗？女子瞬间哑口无言，只说是双方的债务。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黄女士的宝马车一有小毛病，就喜欢送去张老板的维修店。张老板为人热情，车来了就修，从不催她付钱。久而久之这似乎变成了一种“默契”，车修好了，黄女士拍拍屁股走人，账单就这么一笔笔“记在心里”。 有人说他们是朋友，也有人说两人关系“有点特别”，总之这三年里，她的车进出这家维修店的次数不少，但从未结账过，记者后来调取了维修店的系统记录，发现黄女士三年来做过的保养、维修项目，金额加起来已经好几千了。可付款记录一条也没有。 这可不是空口说白话，店里有明细，有维修工单，也有配件出库记录。每一次维修都有凭有据，只是前老板从未追讨，至于为什么前老板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人说得清。媒体试图采访两人的关系时，黄女士戴着口罩，神情紧绷，只一句话：“那是我和他的私人债务。” 这次事件的导火索，是黄女士的一次常规维修，店铺已经易主，由严店长负责管理。黄女士按惯例打了个电话，说车坏了。张老板告诉她：“你把车开过去，严店长那边修，放心，不会收你高价。” 她照做了，到店后维修工对车进行检查，列出了一份项目清单。黄女士也在微信上对部分项目给出了确认。维修完成后，严店长递上明细：1.3 万元。黄女士脸色当场变了，脱口而出：“我没让你们修这么多！” 面对这种说法，严店长没有争辩，直接拿出手机，调出当初的聊天记录，点开其中几条语音和文字确认，一条条放给记者看。“这个刹车片，这里你发的‘好的’；发动机这块，这条语音你说‘那就换吧’。” 黄女士一时语塞，她很快转换了说法，开始质疑价格：“我问过配件批发部了，整个下来几千块，你们这是翻倍在赚吧！”严店长这下也不忍了，冷笑一声：“你去批发店问的当然便宜，我们是维修店，不收人工费？不交水电？零件送上门不收运输？你自己开来装吗？” 随后他又把采购发票和零件进价单拿了出来，一一对应维修清单。“这价格，我们的利润已经压到最低，你自己看看。”这场“项目授权与价格”的攻防，在聊天记录和单据面前，黄女士的理由一条条被击破，但她并没有退让，反而准备抛出“更大的招”。 黄女士忽然盯上了店铺墙上的营业执照，冷笑着说：“你们的执照还是张老板的吧？店转给你了，怎么还没换？你这算什么经营？我看你这没资质，修我的车就是违法！” 严店长被她气笑了：“我们有资质，只是刚刚没拿给你看，你要看我可以现在拿出来。”黄女士不依不饶，直接拨打投诉电话，还喊来了媒体，希望借“资质问题”翻盘。 监管部门很快介入，对维修店的营业执照、施工许可、维修资质等进行了逐项核查。结果出来后，让黄女士很尴尬：店铺的确在几天前才变更法人，但在维修她的那几天，资质齐全、手续完备。换句话说她试图用“营业执照没换”来否认整个维修合同的合法性，这条路彻底堵死了。 眼看所有“法律招式”都不奏效，最后黄女士选择了“谈价”。她一口咬定，1.3 万太贵了，最多出 6000 元。严店长这边也有底线，他表示维修成本至少 8000 多，不能接受低于这个数字的付款。双方的拉锯战，一下子持续了好几天。 严店长在媒体面前摊牌：“你这车在这修了三年，从来没给过一分钱，你在张老板那修的账，股东们知道吗？”这一问让黄女士彻底没了底气。她再次重复那句老话：“那是我和张老板之间的私人债务，跟你们没关系。” 但严店长的逻辑也很清楚：“这家店虽然换了老板，但业务、场地、系统都是延续的。你之前的欠账，我们可以继续追讨。你不能换了老板就说不认账了。”这场“修车纠纷”，看似只是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争吵，但仔细一看，里面的法律、情感、人性元素交织在一起，颇有深意。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这件事是一堂课。送车维修，口头说“修吧”不等于不用付钱；维修授权、价格确认都应该在送修前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清单，留存证据。如果怀疑资质，第一时间拨打官方电话查询，而不是事后拿来当挡箭牌。 从商家角度来看，也有警示。维修项目、价格、授权确认，都必须做到留痕，越细越好；对“熟人关系”的放账行为，要特别慎重，别等三年账烂在友情里，最后新旧老板一起被拖下水。 黄女士这场“拒付风波”，最终可能会走向司法途径。她和前老板的关系，也许永远是个谜。但有一点很明确“白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靠友情修车、靠嘴皮子谈价格、靠“营业执照”来搅浑水，这些“小聪明”最终都要被合同和法律拉回正轨。 诚信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契约，是市场的底线。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别试图在模糊地带“钻空子”，因为你赢得的一点便宜，很可能要用更大的代价来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