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志愿军炮兵排长王宗重发现，美军坦克每天都来破坏我军工事。于是他主动执行猎杀任务，靠近后用无后坐力炮击毁敌人坦克。没想到，他用3发炮弹打出了奇迹。 战争初期，咱真是“穷”过来的。别说坦克了，连反坦克炮都少得可怜。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第一批入朝的部队，炮兵装备基本都是日式、美式的老旧火炮，得靠骡马拽着走。美军那边呢？M26潘兴、M46巴顿这些中重型坦克，动不动就成群结队地压过来。一个美军师属坦克营就有71辆坦克，咱一个军都未必能凑出这么多“铁王八”。 那会儿怎么办？就一个字：拼。 战士们把几个手榴弹捆成一束，叫“集束手榴弹”；把炸药包绑在长杆上，叫“爆破筒”。武器五花八门，但战术只有一个——玩命靠近。美军坦克也不是傻子，周围总有步兵协同，机枪喷着火舌，想靠近几米都得付出血的代价。有个说法，当时我们每炸掉一辆坦克，平均就要倒下一个班的战士。这不是夸张，是写在战史里的沉重现实。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51年底。随着苏联援助的武器陆续到货，情况开始变了。其中有两样东西，堪称“步兵的救星”，一个是51式反坦克火箭筒，另一个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75毫米无后坐力炮。 这玩意儿好在哪？简单说，它把一门重炮的威力，浓缩到了一个炮班就能扛着走的大小。射程远，精度高，威力足，最关键的是，它让我们的战士第一次有了在安全距离上跟坦克“讲道理”的资本。 技术是冰冷的，但用技术的人是热血的。王宗重的故事，就是把这门新式火炮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的典型。 时间来到1953年7月，金城战役期间。这已经是朝鲜战争的尾声，双方都在阵地战上“掰手腕”。王宗重当时是志愿军第40军119师的一名炮兵排长，他们当面之敌的阵地上，有个非常难啃的钉子——一个由坦克掩护的暗堡。 这辆美军的M46“巴顿”坦克，非常狡猾。它躲在精心修筑的工事里，每天定时定点地探出头来，朝着我军辛苦构筑的工事“哐哐”就是几炮，打完就缩回去。我们的后方炮火很难精准砸到它，步兵想冲锋又会被它的火力压制。一来二去，这辆坦克成了大家心里的一根刺，拔不掉，还天天扎你。 王宗重盯这辆坦克很久了。他发现，这东西虽然嚣张，但行动路线很固定。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不能等它来打我，我得主动去猎杀它！ 他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有点“出格”。因为无后坐力炮虽然轻便，那也是相对的，整套系统加上炮弹，分量不轻。要把这东西扛到敌人眼皮子底下，还要不被发现，风险极大。但他把自己的计划一说，几个战士二话不说，扛起炮就跟他走了。 他们利用夜色掩护，匍匐前进，硬是把阵地往前推进了数百米，在一个极为隐蔽的土坎下架好了炮。这个位置，距离那辆“巴顿”坦克日常出没的地方，只有不到200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这个距离上，他甚至能看清坦克炮塔上的白色五角星。当然，敌人也能轻易地用机枪把他和他的炮组撕成碎片。这是一场勇气和耐心的终极博弈。 第二天，那辆熟悉的M46坦克像往常一样，慢悠悠地开出工事，准备开始它一天的工作。它不知道，在它正前方的草丛里，王宗重的眼睛已经通过瞄准镜，死死地锁定了它。 王宗重没有急着开火。他在等，等一个最佳时机。当坦克为了获得更好的射界，把相对脆弱的尾部暴露出来的那一刻，王宗重怒吼一声：“放！” 第一发炮弹，呼啸而出，像一枚精准的手术刀，准确地扎进了“巴顿”的屁股。坦克的发动机舱瞬间就冒出了黑烟，显然是受了重创。受伤的野兽开始挣扎，它一边疯狂地转动炮塔，一边试图倒车缩回工事。 机会稍纵即逝！王宗重和战友们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退弹壳、上弹、瞄准的动作。就在坦克半个身子快要缩回掩体时，第二发炮弹到了。 故事到这里，任务已经完美完成了。但王宗重没有停手。他调转炮口，对准了那个失去坦克掩护的暗堡。 第三发炮弹，精准地灌进了暗堡的射击孔。里面的重机枪瞬间哑了火。 三发炮弹，一辆王牌坦克，一个顽固暗堡，干净利落。这已经不能简单地用“战果”来形容了，这就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奇迹。 回过头来咀嚼这个故事，会发现王宗重的这个“奇迹”，其实一点都不“奇”。它背后，是志愿军在战争中飞速学习和成长的缩影。 首先，它体现了一种战术思想的转变。 其次，它宣告了“技术平权”时代的到来。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我军炮兵的发展堪称神速。从最初只有少量骡马炮，到后期拥有上万门各种口径的火炮，甚至在上甘岭打出了“范弗里特弹药量”。毛主席在1952年就评价说：“今年秋季作战，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 王宗重，就是这万千神炮手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