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地下党员傅有智被捕，敌人把他带到了海滩，连开5枪，枪枪命中，谁知，等

1930年，地下党员傅有智被捕，敌人把他带到了海滩，连开5枪，枪枪命中，谁知，等敌人走后，傅有智却被雨水打醒了！ 他先屏住呼吸，耳朵贴地，听远处还有没有皮鞋踩沙的“咯吱”声。除了雨点，就是潮水，像一口大锅在咕嘟咕嘟煮人。确认没人回头，他才敢大口喘气，血水顺着嘴角往下淌，一喘气就冒粉红泡沫，看着吓人。雨越下越大，浪头扑上来，差点把他卷走，他干脆顺势滚进被潮水冲出的沙沟，让海水托着身子，省点力气，也免得留下一路血印。 夜黑得像扣了盆，他睁眼闭眼一个样。疼得实在受不了，就默念交通站那几本密码，用指甲在沙上划，划着划着就清醒几分：得先找口水喝，再弄件干布裹伤，然后往江西路那边爬——那边有片渔村，村头第三间草屋，门口吊着破船舵，是组织留给他的“死信箱”。念头一多，身上就有劲，他扯下绑腿，把左臂缠成粽子，右手撑地，半爬半拱，像条被剥了皮的鱼，一点点往堤岸挪。 不知爬了多久，雨竟停了，东边泛起蟹壳青。他看见前面有堆黑影，是收渔网的小草棚，门半掩，里头没人。草棚里有火塘，还有一口破铁锅，锅底剩半锅昨夜渔民喝剩的番薯干粥。他顾不得馊味，趴锅边咕咚咕咚灌，温热的粥水下肚，血好像才重新流动。喝完，他把锅灰抠下来，按在伤口上，黑灰混血，黏成疙瘩，好歹不再冒血。火塘里还有火星，他掰根竹片点着，烤自己的衣角，布片一受热，血腥味“嗤啦”往上冲，呛得他直掉泪。眼泪混锅灰，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像唱戏的。 天刚亮透，村口传来狗叫，他赶紧掐灭火，爬出草棚，钻进芦苇荡。芦苇叶子带锯齿，抽在伤口上，跟鞭子似的，他却不敢停，因为远远看见几个穿胶皮雨衣的家伙，提着枪，沿沙滩一路搜过来——敌人果然回来补刀。他憋住气，把整个身子沉进泥水里，只露鼻孔，耳边嗡嗡，不知道是蚊子还是耳鸣。狗在苇荡边嗅来嗅去，忽然“嗷”一声，被芦苇根绊住脚，那几个人骂骂咧咧转头去别处。等脚步声远了，他才敢探头，吐出一口黑泥，胸口剧烈起伏，肋骨里的子弹像要跳出来。 歇了半刻，他继续往深处爬，找到一条潮汐冲出的沟汊，水咸得发涩，却能把血味冲淡。他折了根空心苇杆，当吸管，一边吸水一边往前挪。日头升高，沙滩烫脚，他身上的湿衣很快又被体温烘干，血痂“咔吧咔吧”裂口，一动就渗血。就这么爬爬停停，中午前，终于看见那条破船舵——草屋到了。 草屋里只一个瞎眼老太，耳朵却灵，听见动静，摸出把柴刀堵在门口。傅有智压低嗓子报暗号：“海蛎子熟了，要加姜吗？”老太手一抖，刀掉地上，反手把他拽进屋，关门上闩。原来这老太是交通员的姑妈，早接到“有同志出事”的风声。她摸黑烧水，拿鱼线蘸盐水，给他把肋旁两颗子弹生生抠出来。鱼线勒进肉里，他咬断一根木棍，愣是没哼一声。老太把子弹头收进布袋，说：“留给娃打耳坠。”又煮了盆海草膏药，呼啦啦糊满他半身，屋里顿时腥得象打翻了一百个螃蟹壳。 他在草屋地窖里窝了七天，白天听老太在地面补网，夜里就借月光写情报——把闽南游击队的布防、敌人新调的机枪连位置，全写进一张薄如蝉翼的竹纸。第七天夜里，老太的孙子划小舢板过来，把他转移到同安山里的炭窑。炭窑黑，只有炭火一点红，他躺在灰烬里，像条被烤熟的鱼，却觉得从未这么踏实。山风带着松脂味灌进来，他摸摸胸口，心跳还在，忍不住笑：阎王殿前走一遭，又被雨水踢回来了。 后来，傅有智一路化名“林大海”，当过盐贩子、船工、私塾先生，把闽南特委残存的联络点一个个重新接起来。有人问他：“老傅，你命咋这么硬？”他咧嘴，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子弹也怕穷人，它嫌我血里盐多，腥。”一句话，把人说笑，也把眼泪说掉。抗战胜利那年，他在厦门港看焰火，冲天火光映在脸上，他忽然想起那片海滩，想起自己爬过的湿沙，摸了摸左臂上的贯穿疤，轻声嘟囔：“兄弟，你们没看见，我替你们看见了。” 故事讲到这里，我总在想：今天下暴雨，我们第一反应是喊“收衣服”，而1930年的那场雨，却把一个本该写进烈士名册的人，硬生生从死神指缝里抠回来。历史不是剧本，没有“应该”或“不应该”，只有“居然”和“竟然”。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