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大旱，饿殍遍野，一位58岁的女真首领对着麾下数万骑兵挥手喊道：“今岁必征大明

辽东大旱，饿殍遍野，一位58岁的女真首领对着麾下数万骑兵挥手喊道：“今岁必征大明！” 1616年，曾经七次进京朝贡、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两年后，他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朝宣战。一个曾经对大明“恭顺有加”的地方将领，为何在晚年举兵反明？是他被大明逼上梁山，还是早有预谋？ 努尔哈赤与明朝的第一道裂痕，来自于一场改变他命运的悲剧。 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攻打古勒寨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不幸被明军杀害。这场悲剧彻底改变了这个年轻女真人的命运。 明朝政府对此表示是“误杀”，并给努尔哈赤送了三十道敕书、三十匹马作为补偿。但这样的补偿能否真正平息失去亲人的痛苦？史料记载，努尔哈赤当时“终怀恨不服”。 更让努尔哈赤不满的是，明廷随后扶持尼堪外兰为建州之主。他不得不将仇恨暂时压在心底，先对付尼堪外兰。从那时起，复仇的种子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努尔哈赤十分精明，他深知时机的重要性。在随后三十多年里，他表面维持对明朝的恭顺，先后八次不远千里进京朝贡请赏，背地里却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 而此时的明朝正在走下坡路。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的援朝抗倭战争，持续六年，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辽东地区的明军数量从计划的约10万人减少到仅4万人左右，军备空虚达到极点。 明朝内部也是问题重重：“矿税祸乱、楚太子案、妖书迷案以及乙巳京察引发的党争，已使朱明朝堂乱纷纷”。万历四十年前后，蒙古林丹汗又起来造反，明朝不得不集中资源应对蒙古威胁，无暇东顾。 努尔哈赤抓住了这个战略窗口期。他通过吞并其他女真部落，迅速扩张势力。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他已经能拉出超过4万人的大军，在局部地区对明军形成了优势。 如果说父祖之仇是远因，明朝衰弱是条件，那么万历四十三至四十五年（1615-1617年）的严重饥荒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了当时的惨状：“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云。”女真地区“饿殍相望”，甚至有人“暴农气而饿死于田野”。 与此同时，明朝对努尔哈赤的压制也越来越明显。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廷强迫建州女真退出三岔、抚安、柴河三处耕地，还不允许他们收割已经种下的庄稼。这对正在遭遇饥荒的努尔哈赤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更让努尔哈赤愤恨的是，当他试图吞并叶赫部以完成女真统一大业时，明朝直接派兵一千人镇守叶赫，并警告他：“自今汝勿侵夜黑国，若肯从吾言，是存我体统，若不从吾言，后必有侵我之日。” 一边是部众挨饿，一边是明朝压制，努尔哈赤面临艰难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通过战争转移矛盾并掠夺物资。他选择了后者。 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了著名的“七大恨”誓师。这其中，只有第一条提及父祖被杀之事，其余六条大多是与叶赫部的纠纷以及对明朝政策的不满。 这纸檄文本质上是一份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书，目的是激发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把内部矛盾转向明朝。通过战争掠夺来缓解后金的社会危机，这才是努尔哈赤的真实目的。 努尔哈赤的反明，既有个人仇恨的情感因素，也有权力扩张的政治考量；既有被大明逼迫的因素，也有他主动选择的野心。正如他曾经对明朝发出的警告：“大国变小，小国壮大，皆由天意。”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努尔哈赤从小就深受汉文化影响，甚至喜爱读《三国演义》。这位能说汉语、熟读汉书的女真领袖，最终却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之一。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