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国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却挥笔写下几个大字流传至今，大街上随处可见。 咱们平时路过交通银行，可能没太留意门头上的“交通银行”四个字，这字写得又庄重又有劲儿，它的作者是个叫郑孝胥的人。 这人在一百多年前的书法界，那可是响当当的角色，清朝光绪年间中过举人，早年练的是清朝官场流行的规整字体。 后来又学了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名家的笔法，还琢磨着把楷书和隶书的长处揉到一起，写出了自己的风格。 那时候他在上海靠卖字过日子，一年能赚两万两白银，要知道当年普通人家一年能有几十两就够过活了，连沈曾植、李瑞清这些有名的书法家，都比不上他。 1908年交通银行请他题匾额，单个字就给1000大洋，四个字就是4000大洋，够一户人家舒舒服服过好几年，这价钱搁现在看，也算是实打实的天价。 可郑孝胥心里，光靠写字出名还不够，他更惦记着另一件事——让清朝复辟。 北伐战争打完后，南京国民政府把全国差不多统一了，郑孝胥这前清遗老，眼看自己的复辟梦要碎，就把主意打到了日本人身上。 那时候日本军部对中国挺横，和日本外交部的想法不一样，郑孝胥一开始还想靠日本外交部，后来一看军部更有实力，立马就转了方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把东北的国民党势力赶跑了，郑孝胥一看，觉得复辟的机会来了。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仗打得怎么样，就赶紧派自己的儿子和亲信去大连找日本人搭线。 后来罗振玉也想抢功，他又劝溥仪先别乱动，怕罗振玉占了上风。 可没过多久，溥仪收到了藏在水果篮里的炸弹，还有恐吓信和威胁电话，紧接着日本人又策划了“天津事件”，把溥仪身边的人吓得不轻。 连之前反对去东北的陈宝琛、胡嗣瑗都改了主意，郑孝胥就趁着这机会，陪着溥仪一块儿去了东北。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郑孝胥当了国务总理，还兼着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看起来官挺大，其实就是个傀儡。 同年他跟日本关东军的武藤信义签了《日满议定书》，明明白白承认日本在东北有特殊地位，还能驻军，这等于把东北的主权卖得干干净净。 旧时的朋友像陈衍、昌广生这些人，都觉得他丢人，跟他断了交。 1934年溥仪称帝，他接着当国务总理大臣，可在伪满里头，不管是他还是溥仪，连实权都没有，拿的薪水还没日本官员多，平时说话做事都被日本人盯着，动不动就受气。 他也曾跟日本人叹气，说“表面上满日合作得挺好，可心里头越走越远”，想改也没办法。 到了1935年，日本人觉得郑孝胥没用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就找了个“年纪大了想退休”的理由，把他的总理职位给了更听话的张景惠。 为了不让人看出猫腻，还给他个“前官礼遇”的虚名。 1936年他搬到长春自己盖的新房子里，办了个“王道书院”，年底日本人又给了他个“勋一等旭日大绶章”，看着挺风光，其实就是哄着他别闹事。 1938年3月，他在书院演讲完突然得了肠病，没几天就在长春病死了，一辈子就这么结束了。 郑孝胥这人，说起来挺矛盾的，论写字，他确实有本事，笔下的行书又潇洒又有骨气，矫正了当时好些书法家的毛病，放到现在看，也是难得的好字。 可论做人，他把国家大义抛到了脑后，为了自己的复辟梦，心甘情愿当日本人的傀儡，干出卖国的事，这就不是“有才”能抵消的了。 旧时的朋友跟他绝交，就是因为看清了这点。不管你字写得多好，要是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就没人能瞧得起你。 他会走到这一步，一方面是自己太执着于复辟，把这事当成了人生唯一的目标，连日本人是来侵略中国的都不管，一门心思只想借日本人的力量让清朝回来。 另一方面，日本人也正好需要他这样的前清遗老，有了他，伪满洲国看起来才像那么回事，好掩盖自己殖民东北的真相。 他以为自己在利用日本人，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日本人在利用他，等他的利用价值没了，说换就换，连一点情面都不留。 交通银行这四个字，用了一百多年，早就成了银行的标志，但这绝不代表咱们能忘了他干过的坏事。 字的艺术价值是一回事，人的历史污点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字写得好，就把他的卖国行为给抹掉。 交通银行用这个字，更该让人记住，就算一个人有再大的本事，要是踩了国家大义的底线，历史也只会记着他的过错，不会因为他的本事就网开一面。 历史从来都分得清清楚楚，本事再大，也抵不过一次卖国的错；字写得再好，也洗不掉心里的黑。 做人的底线里，国家大义永远是第一条，丢了这个，再大的名气、再高的才华，最后也只会落个千古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