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只有2万人，张学良坐拥近30万东北军，装备精良，却不敢和日本人打。 真正的原因，早在一两年前就埋下了。 1929年，张学良跟苏联人结结实实干了一仗，为了中东铁路。那会儿他刚接他爹的班，年轻，想立威，觉得东北军几十万人，家底厚，收拾一下苏联人问题不大。 结果仗打下来，输得很难看。 东北军伤亡近万，苏联人那边才几百，这一仗，把张学良打懵了，也打怕了。 这事儿影响特别大。 首先是张学良自己，他心里开始犯嘀咕。他算了一笔账：我这支被看成全国最强的军队之一，连苏联人都打不过。而日本人，早在二十多年前的日俄战争里，就把俄国人打趴下了。 那要是我的兵跟日本兵碰上，能有胜算吗？他越想越没底。 一个统帅，要是心里先觉得自己不行了，那仗就没法打了。 这个念头，成了他心里的一个坎儿，从此之后，他对日本就多了一层畏惧，凡事都想躲着走。 日本人那边呢，也没闲着，他们派人全程观摩了中东路这场仗。 看完之后，关东军那些参谋，比如石原莞尔，心里就有数了。他们给东北军下的评语很直接：看着人多，装备也好，但指挥混乱，军官没经验，士兵不会打仗，就是个空架子。 这个结论，让日本少壮派军官的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 他们觉得，对付这样的军队，根本用不着全国动员，就靠关东军手里这点人，找准机会来个突然袭击，就能把整个东北拿下来。 除了人心，军队的部署也出了大问题。 东北军号称三十万，可这三十万并不是铁板一块守在东北。 1930年，为了帮蒋介石打中原大战，张学良把十几万最能打的精锐部队都调进了山海关。留在东北的，虽然还有将近二十万人，但战斗力差了一大截，而且被分散得非常开。 从辽宁到黑龙江，那么大一片地方，兵力撒得到处都是，根本没个重点。 这就造成一个局面：总兵力看着多，但具体到任何一个点，比如沈阳，兵力都不是很集中，而且一旦出事，周围的部队很难快速支援。 所以，到1931年事发前，情况就是这样：统帅心里怕日本人，精锐部队不在家，留下的兵力又分散。 整个东北的防务，其实外强中干，看着唬人，实际上到处都是漏洞。 就在这种情况下，9月18号晚上来了。 那天晚上，关东军自己炸了柳条湖的一段铁路，然后赖在中国军队头上，接着就炮轰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 事发突然，但北大营里有八千多守军，而进攻的日军才几百人，兵力对比是十比一还多。 只要守军顶住，再等沈阳城里的援军一到，这几百个日本兵根本不够打的。 可关键的命令，是从北平协和医院里发出来的。 张学良当时正在那儿养病。一份份告急的电报送到他手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抵抗，而是“避免冲突扩大”。他还是老思路，觉得这又是日本人在挑衅，想讹点好处。 他忘了两年前的教训，或者说，正是因为两年前的教训太惨痛，他才不敢再轻易动手。 他怕一还手，冲突就真的扩大了，到时候局势失控，他那点家底可能就全赔进去了。 所以，他给出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这个命令通过电话和电报，传达给了沈阳的东北军高层。 北大营的守军将领几次三番打电话请示，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不许抵抗，等候命令。 士兵们都气疯了。 眼看着日本人炮弹一发发地打过来，战友在身边倒下，自己手里的枪却不能还击。有的部队实在忍不住，开了几枪，但没有统一的指挥，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 八千多人，就被几百个日本人赶出了经营多年的营房。 这事儿，光怪张学良一个人也不完全对。 南京的国民政府当时是什么态度？蒋介石的重心全在“剿共”上，他的基本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在他看来，国家内部不统一，跟日本人打仗没有胜算。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的反应也非常消极，一方面是向国际联盟申诉，希望洋人出来主持公道；另一方面，也是电告张学良，要“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 一个怕丢实力的军阀，一个奉行“先安内”的中央，两边的想法碰到一块去了。 结果就是，在侵略者面前，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有组织的有效抵抗。 日本人自己都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他们原计划是打一场硬仗，结果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沈阳。 天亮之后，他们开进沈阳兵工厂，所有人都惊呆了。仓库里，十几万支步枪，几千挺机枪，上千门各式各样的大炮，全都码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还有够整个东北军打上好几年的弹药。 这些武器，全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 后来，日本人就是用这些从中国缴获的武器，去武装伪满洲国军，再用他们来打中国人。 事情发生后，国际联盟确实派了个调查团来，就是那个“李顿调查团”。 他们在中国和日本转悠了好几个月，最后写了份报告，承认是日本不对，不承认“满洲国”。 但报告也只是说说而已，对日本没有任何实际的制裁。 西方那些大国，当时正被经济危机搞得焦头烂，也没那闲工夫管别家的事。 就这样，从1931年9月18号开始，到1932年2月，不到半年的时间，整个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全都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