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为抹杀加沙真相大肆屠杀记者，孙玉良：将死者污名化更可恨】加沙，这片饱受战

【以色列为抹杀加沙真相大肆屠杀记者，孙玉良：将死者污名化更可恨】

加沙，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如今又成为记者死亡的高风险区。近日联合国专家艾琳·汗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场冲突已经让加沙地区成为“有史以来记者伤亡最惨重的战区”，令人震惊的数字令人窒息：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仅十一个月，至少252名巴勒斯坦记者在报道前线时丧生。这一数字不仅超越了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记者遇难人数的总和，也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媒体在冲突中的价值与脆弱。

艾琳·汗毫不掩饰她的愤怒。她强调，这些遇难者并非偶然，而是被蓄意针对。记者的工作本就是揭露真相、记录冲突，而在加沙，他们因触碰敏感信息、报道当地暴行、暴露战争罪行而被锁定、被消音，甚至被杀害。她指出，以色列当局还试图通过“抹黑行动”为自己辩解，将死去的记者标签化、污名化，称他们为“恐怖分子支持者”或“恐怖分子”，从而剥夺记者及其工作的合法性。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对个体生命的蔑视，更是对真相本身的攻击，是在试图掩盖种族灭绝行为的证据，这是以色列当局更可恨的地方。

这一切让人想起新闻自由的脆弱本质。在加沙，记者面对的并非单纯的战火，而是系统性的威胁：他们报道的内容可能让权力暴露缺口，而权力对真相的恐惧，有时比战争本身更致命。与乌克兰冲突相比，自2022年起乌克兰境内记者遇难人数仅为14人，而阿富汗20年冲突也不过数十人，这些对比凸显了加沙局势的非同寻常。记者的死亡，不只是数字，它是一种警示：当真相成为威胁，暴力就会向信息发起攻击。

艾琳·汗的言辞直指本质：记者被杀是为了掩盖战争罪行，是对媒体与国际社会监督能力的直接挑战。这种有意的针对，揭示了战争背后隐藏的政治逻辑和信息操控策略。新闻报道本应是冲突中的灯塔，而在加沙，灯塔却被摧毁，被迫在硝烟与死亡之间摇曳。每一个记者的倒下，都是信息通道的堵塞，是公众获取真相的阻碍。

联合国的数据令人不寒而栗：每周都有新的遇难记者数字被确认，每一次增加，都像在提醒世界，这场冲突正在把新闻自由推向极限。媒体人本该是记录者、见证者，而在加沙，他们成了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是被消音的代价，是暴力与权力交织下的牺牲品的写照。

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外的解释和辩护，也让人看到了信息战的另一面。他们试图将死去的记者污名化，刻意否认其报道价值，以此控制舆论走向。这种操作在现代战争中并不少见，但当它与实际的生命威胁结合时，就不再是策略问题，而是一种对真相和生命的双重压迫。新闻从业者的存在被视作威胁，信息的自由流通被视作风险，死亡成为警告。

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冲突从未像现在这样让媒体承受如此惨烈的代价。记者被迫在枪火、炸弹和政治压力之间寻找生存空间，而他们所记录的每一条报道，都可能是对权力的挑战，是对外界知情权的捍卫。艾琳·汗的警示是明确的：这些死亡不是偶然，而是战争的一部分，是针对信息自由的系统性打击。

当死亡数字不断攀升，当国际社会发出警告，当联合国专家揭露事实真相，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在现代战争中，记者还能保有何种安全？信息自由能否在战争的烟雾中存活？加沙的惨痛经验提醒世界，媒体不仅是战争的见证者，更可能成为冲突的直接牺牲品。每一个记者的消失，都在削弱社会的知情能力，也在提醒国际社会，战争远不只是炮火，更是一场信息与真相的残酷对抗。

在加沙，记者的死亡数字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冲突的残酷与信息控制的野蛮。这不仅关乎巴勒斯坦或以色列，而关乎全球新闻自由的生存边界。战争不会放过真相，而那些仍然坚守在前线的记者，他们肩负的使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沉重。他们的生死，不只是个人悲剧，更是对整个世界信息自由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