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那一年有430万军人，总共获得56亿美元拨款。而台湾的军费是98亿美元，日本的军费更是达到240亿美元。海军方面大量老旧型号舰艇不得不超期服役，舰艇状态普遍不佳且失修严重。日本媒体公开放言：“半小时消灭中国海军！” 1985年说起，那一年，咱们国家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无比艰难，当时却又万般无奈的决定——军队要忍耐。 这五个字背后是什么？是那一年，我们多达430万的军队，从国家财政手里只拿到了大概56亿美元的军费。同年，对岸的台湾，军费是98亿美元，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军费开支是惊人的240亿美元。咱们的军费，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 在这种背景下，一家日本媒体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刺眼的文章，文章里有句话，像一根针扎在中国军人的心上：“半小时内，就能全歼中国海军！”摸着良心说，人家在当时，还真有那么点说这话的底气。 那时候我们的海军，家底有多薄？主力还是那些50、60年代技术水平的“老伙计”，大量的051型驱逐舰和江湖级护卫舰，不仅技术上落后了一大截，更要命的是因为缺钱，大量老旧舰艇不得不超期服役，普遍状态不佳，失修严重。别说跟美苏那种“神仙”比，就是跟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比，我们的水面舰艇在质量和技术上都处在绝对下风。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段青黄不接、捉襟见肘的岁月，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就这么“抠”？这就要说到那个伟大的战略转向了。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做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判断：世界大战在短期内打不起来。既然没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那国家的重心就应该全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切都要为经济发展让路，军队也不例外。 于是，“军队要忍耐”的决策应运而生。国家财政只负责拨付六成军费，剩下的四成，要军队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不仅仅是勒紧裤腰带，简直是把腰带解下来，让军队自己拿去找米下锅。 怎么找？中央军委三大总部带头，各军区、各兵种纷纷下海，“自谋生路”。于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的现象出现了，军队开始经商。 一时间，神州大地上涌现出无数带着军字号头的公司。空军搞起了联合航空公司，海军成立了航运公司，各大军区也办起了像“南方工贸”、“北方实业”这样的集团。小到军分区开的饭店、旅馆、KTV，大到与外资合办的汽车维修、技术培训公司，只要是能赚钱的行当，似乎都能看到军装的身影。 钱的问题解决了，部队的经费缺口补上了，甚至还能改善一下官兵的生活。那个年代，军队搞的第三产业确实也给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注入了一丝活力。但硬币总有另一面，一个被忽略的、致命的另一面。 “穿上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 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从一开始就对军队经商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在一封信中痛心疾首地写道：“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 张爱萍将军的担忧，不幸一语成谶。 当枪炮声被算盘声取代，当战士们的心思从训练场转移到生意场，一些变味的东西开始不可避免地滋生。军事训练被挤占，部队战斗力出现下滑。更严重的是，军队掌握的特殊资源和权力，一旦与市场经济结合，就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特权，从事走私、倒卖等非法活动，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也败坏了军队的声誉，军民关系都受到了影响。 那时候，“官倒” 这个词开始流行，其中就有一些穿着军装的身影。他们开着军车畅通无阻地运输商品，甚至是一些走私品，地方的工商、税务根本不敢管。这种“军商”的存在，对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中央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90年代初开始，就逐步对军队经商进行整顿。1991年，规定师级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商；1993年，范围扩大到军级以下部队。一步步收紧，一点点纠偏。 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因为它触动了巨大的利益链条。但最深刻的警醒，或许来自于外部。1996年的台海危机，我军在东南沿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虽然声势浩大，但也暴露了我们在现代化作战能力上的诸多短板。这让全军上下都清醒地认识到，一支心里想着赚钱的军队，是打不赢现代化战争的。 终于，在1998年7月21日，中央军委召集解放军四总部开会，江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一声令下，一个持续了13年的特殊时期画上了句号。数千家军办企业被移交、被关闭，军队彻底与商业脱钩，回归了保家卫国的本职。国家财政也随着经济的腾飞，有能力全额保障军队的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