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5岁的黄有良在稻田干活，被一群日本士兵撕碎衣服，摁在田埂上。她拼命反抗激怒了鬼子，一刀劈下来时，一个日本军官及时制止，任她逃跑。黄有良心想：难道遇上好人了？ 这个念头只存活了不到三天，当黄有良躲在村口榕树洞里啃生红薯时，那个"仁慈"的军官带着翻译找上门来，日本兵在村里发放食盐和糖果，军官笑眯眯邀请年轻姑娘去军营帮忙洗衣裳，每天结现钱。 十七个饿得眼发绿的女孩跟着去了，包括紧紧攥着邻家阿姐衣角的黄有良，军营门口摆着两筐黄澄澄的芒果，军官亲自给每个女孩发了一个，黄有良小心舔着果肉上的糖霜，看见军营铁门在身后缓缓合拢。 所谓洗衣房其实是竹棚后的水泥牢房，满地扔着沾血绷带，女孩们被刺刀逼着剥光衣服，用冷水冲洗身体时。 黄有良突然明白那天的"仁慈"不过是猎人的欲擒故纵，军官需要完好无损的"货物"，自然不肯让士兵在田间糟蹋了新鲜猎物。 此后半年里，黄有良每天要接待三十多个日本兵，大腿内侧永远带着青紫掐痕，有个戴眼镜的军医每周来检查她们是否染病，总爱絮叨自己东京老家开的花店，说樱花比刺刀好看多了。 转年春天，黄有良感染了严重痢疾，日本兵把她扔进停尸坑，是夜里爬出来找食物的黎族阿婆救了她，村民轮流用草药灌了她两个月。 刚能下地走路，伪保长就带着日本兵来清点"花姑娘"，她被迫躲进深山岩洞，靠着吃野芭蕉芯活到抗战胜利，1945年日本投降时，黄有良摸着身上凸起的肋骨苦笑："原来活命比赴死更难。" 她嫁了人，生下两子一女，把往事锁进记忆最深处，1953年土改工作队登记抗战受害者，她张了几次嘴，最终只说自家被烧过三间茅屋。 直到2001年，七十岁的黄有良在电视上看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突然把饭碗砸在地上，她拉着儿子赶往海口，在律师协助下成为中国大陆首批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东京地方法院2006年却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驳回诉讼，黄有良站在法院门口用海南方言大喊："老天爷看着呢！" 记者镜头记录下她佝偻的脊背，像极了当年被压弯的稻穗，2017年她临终前，床头还摆着没吃完的止疼药，那些旧伤逢雨便发作，折磨了她整整七十六年。 据海南省抗战纪念馆统计，崖县地区有明确记录的慰安所有九处，受害女性超三百人，黄有良的证言与《侵华日军海南岛罪行录》中日军档案相互印证。 第16警备队确实设有"特殊慰安寮"，军官每月需向高雄司令部报送"卫生检查报告"，而那个发芒果的军官，战后档案显示他1944年死于疟疾，墓碑至今立在冲绳某处樱花树下。 那些看似偶然的"仁慈"，不过是更残忍的算计前奏，黄有良们用了自己的一生，却没能等来一句道歉。 信息来源：《海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高雄警备府第16警备队阵中日志》、黄有良2001年公证口述记录（海南省档案馆编号：HYL-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