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七旬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游西湖，趁着家人买票，独自一人来到景区石凳歇脚，不料，老人突然身体失去平衡，后仰摔倒，最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石凳缺乏靠背和防护措施，景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77万元。景区辩称事发地并非核心游览区，且老人摔倒可能与自身健康及无人陪同有关。庭审中，老人家属变更赔偿金额为28万元。不过，这次法院判决没有和稀泥。 据报道2024年3月24日，老人跟着家人一块去西湖转转，到了景区大门口，大家排队买票，老人年纪大了，腿脚本就不灵便，看着前面人山人海，站一会儿就觉得累得慌，于是他自己走到十米外的一张石凳坐了下来。 这个石凳不高，大概只有四十公分，表面平整，但没有靠背。凳子的一边就是河道，幸好岸边立着一米多高的石栏杆，看上去似乎挺安全。可监控视频清清楚楚记录了接下来的瞬间：老人坐下没多久，身体轻轻往后一仰，整个人就失去平衡，突然倒了下去。那一刻，在场的人没来得及反应，老人已经摔倒在地。 老人摔倒后，很快被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让全家人心头一沉：颈椎骨折。这样的位置一旦受伤，往往意味着手术风险极大，恢复周期漫长。那一次手术就花了大约六万元。随着进一步检查，老人原本就患有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被带了出来，多脏器功能衰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并发症接踵而至。家属带着老人辗转几家医院，治疗方案换了又换，半年多的时间，医疗费、护理费加起来总共花了三十五万多元。 有人可能会问：“这么大年纪，本来身体就有问题，是不是摔倒只是个诱因？”但对家属来说，这摔倒就是压垮的第一根稻草。老人最终没能挺过去，在半年后因呼吸衰竭去世。 悲伤之余老人家属把矛头指向了景区，他们的想法很直接：如果石凳设计得更合理一点，要么有靠背，要么在背后加些防护，老人或许不会摔倒；如果景区设置了醒目的安全提示，家属可能会更加小心。 于是家属将景区管理方告上法庭，最初提出索赔七十七万元，涵盖了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支出。但到了庭审过程中，家属觉得这个金额可能太高，改成了二十八万元，诉求依然包括死亡赔偿、丧葬费、医药费和精神抚慰金。 景区一方却坚决不认账，他们的抗辩点很清晰，事发地属于停车场到景区的过渡区域，不算核心游览区，安全风险较低。而且石凳本身就是防护设施的一部分，周围还有一米高的石栏杆，起到了安全隔离和警示作用。 当天阳光强烈，老人也可能因为中暑或眩晕失去平衡，再加上老人本就身体欠佳，家属没有全程看护，把他单独留在凳子旁休息，也存在过错。老人摔倒后，景区保安三分钟内就赶到，还帮忙联系急救车，履行了救助义务。双方针锋相对，家属强调“安全隐患”，景区强调“己尽义务”，法庭成了他们较量的主战场。 这类案件的关键点，往往在于“安全保障义务”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民法典》第1198条明确写着：宾馆、商场、车站、景区这些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受损，就要承担责任。听上去似乎很简单，但实际操作中却有很大的模糊空间。 法院在审理时，先对现场进行了调查：石凳确实只有四十厘米高，但这在公共设施中并不算异常。没有靠背的石凳，在公园、景区里也很常见。护栏的高度是一米左右，在物理防护和警示方面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 换句话说从设施设计角度看，这并没有明显的不合理。接下来是因果关系的问题。老人确实因为摔倒受伤，但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基础病和并发症。颈椎骨折只能算是诱因，而不是直接原因。家属也没能拿出有力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 此外法院还提到家属的责任。老人年纪大，行动不便，家人却让他独自一人去休息，没有及时陪同或搀扶，存在监护上的疏忽。至于景区方，虽然不能说“完全无责”，但从设施到救助，基本都在合理范围内履行了义务。 最终法院认定景区无过错，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求。案件受理费一千八百零一元，由原告承担。判决结果出来后，舆论立刻炸开了锅。有人同情老人家属，觉得公共场所应该把安全做到极致。一个靠背或者一个提示牌，也许就能救回一条命。既然收了门票，就不应该省这点钱。 也有人站在景区的角度看问题。他们认为法律讲究证据和责任划分，不能谁处在弱势地位就一定有理。景区已经做了基本的防护措施，老人自身身体状况差，加上家人没尽到陪护义务，才是悲剧的主要原因。 还有人提出更现实的疑问：如果家属索赔成功，那以后是不是所有公共场所都要为每个潜在风险负责？如果一位老人自己摔倒，是不是公园、商场都要赔偿？那公共空间还能不能正常运作？一时间，网上的讨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 一个普通的石凳，竟牵出了一桩人命官司。老人离世，家属悲痛欲绝，却未能在法律上讨回公道。景区无责，判决合乎法律逻辑，但这背后的社会反思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警醒： 安全责任不是某一方的独角戏，而是游客、家属、景区共同的合奏。只有把风险防范在前，悲剧才不会一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