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抗日英雄吉鸿昌的国军特务吕一民，逃亡了16年后在天津被捕，他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天津小树林刑场里，一个名叫吕一民的男人在枪声中倒下，结束了十六年的亡命生涯。 十六年前，正是他亲手扣动扳机，射杀了时年39岁的抗日名将吉鸿昌。 1934年11月，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三楼45号房间内，气氛十分紧张。 吉鸿昌将军，这位昔日的西北军骁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创始人，正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秘密集会，商讨抗日救国大计。 谁也未料到，这时死神已悄然逼近。 门外走廊，几名伪装成“牌友”的男子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目光锐利。 而领头者，正是军统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 他奉军统巨头戴笠之命，率领北平站行动组长王文、特务吕问友等人，组成暗杀小组，目标直指吉鸿昌。 数月追踪，吉鸿昌行踪飘忽，常匿身于法租界花园路5号的“红楼”或变换居所，令特务们屡屡扑空。 此次，特务吕一民偶然从外围人员郑恩普处获知吉鸿昌在国民饭店的线索。 至此暗杀小组在对面包房设下监视点，日夜窥伺。 机会终于来临。 11月9日下午，吉鸿昌与反蒋抗日人士借“打麻将”之名，在45号房内密议。 吕一民等人等待破门时机。 恰逢一个孩童的皮球滚入房间气窗，特务们借“送球”之名叩门。 房门开启后，行动组长王文率先持枪闯入，屋内众人刚准备起身，王文未及细辨，仓促开枪，子弹却误中广西代表刘少南。 吉鸿昌反应迅疾，猛扑上前打落王文手枪。 特务们见势不妙，趁乱遁逃。 枪声惊动了法租界巡捕，吉鸿昌与另一名同志最终被捕。 事后证据显示，法租界当局对此暗杀行动，恐非全然不知，默契之中，已将吉鸿昌置于死地。 吉鸿昌被引渡至北平陆军监狱。 牢房里，他身负枪伤，心系国难，将军以木炭在墙壁上，愤然写下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934年11月24日，北平陆军监狱刑场，面对行刑队，吉鸿昌拒绝蒙眼，端坐直面枪口，昂然高呼：“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 壮烈就义，年仅三十九岁。 策划并参与此次暗杀的主犯们，在得手后迅速隐匿。 军统北平站长陈恭澍后随国民党败退台湾，行动组长王文在抗战期间毙命，而亲手叩开死亡之门、身为天津站情报骨干的吕一民，则彻底消失。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乾坤扭转。 那些曾隐匿于黑暗中的罪愆，终将暴露于朗朗乾坤之下。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人民群众的觉悟空前高涨。 吕一民，这个背负血债的幽灵，化名“吴福禄”，潜藏于天津城一条不起眼的陋巷深处，经营着一家杂货铺。 表面看，他是个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市井小贩。 然而，平静的表象下，是日夜煎熬的恐惧。 警笛长鸣会让他惊惶失措，慌忙钻入地窖。 他时常用碱水搓洗脸颊，试图抹平岁月痕迹，唯恐被旧识认出。 深更半夜，他常偷偷收听敌台，焚烧可疑纸张。 十六载光阴，他如同惊弓之鸟苟且偷生。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吕一民异常的举动，早已引起警觉的邻居注意。 1951年，一封检举信送达天津公安机关。 民警迅疾行动，在1月23日深夜，突袭了杂货铺。 当手电光柱刺破地窖的黑暗，照在蜷缩于角落的“吴福禄”身上时，十六年的亡命之路走到了尽头。 面对确凿的证据，包括军统特务档案及证人指认，吕一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在审讯笔录上，他供述了1934年11月9日国民饭店暗杀行动的始末，承认了自己作为情报组长，锁定目标、组织行动、最终导致吉鸿昌被捕遇害的关键罪责。 笔录末尾，他留下了忏悔：“我成了人民的罪人，是不可恕，今日悔之不及。” 1951年，天津市举行了公审大会。 广场的扩音器里宣读着吕一民的累累罪行，当展示出吉鸿昌将军当年血衣的碎片时，“血债血偿！”的怒吼声震天动地。 公审之后，吕一民被押赴小树林刑场。 行刑前，他的一只布鞋意外脱落，围观人群低语，视之为天理昭彰的征兆。 随着枪声划破长空，十六年前射向民族英雄的子弹，最终也终结了暗杀者罪恶的一生。 吉鸿昌将军以热血铸就的民族气节，如同他狱中绝笔，永远镌刻在民族的记忆里。 而吕一民的伏法，则昭示了一个真理。 无论罪恶如何精心掩藏，无论逃亡如何费尽心机，在人民觉醒的汪洋大海与历史公正的审判面前，一切魑魅魍魉终将无所遁形。 主要信源：（“吉鸿昌与抗日运动” ——《中国近代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