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美国“庇护”的中国男子被遣返回国】
[“政治庇护”是一个被用得烂透了的漏洞,重复的故事被傻子用来骗傻子。不正常的人还幻想过正常的生活?]
(纽约时报)从达拉斯到中国北方的这座城市,他转乘了两架飞机,经停了三次,行程超过24小时。30岁出头的陶先生是一名电子产品修理工,这段时间他一直保持清醒——金属手铐勒着他的手腕和脚踝,他的思绪飞速运转。
美国官员拒绝了他的庇护申请后,他被遣返回中国。他的脑海里充满了疑问。
回到中国,这个他曾拼命逃离的国家,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他会受到惩罚吗?他还会再次离开吗?
为了保护他的家人,我们只透露了他的姓氏。陶先生是破纪录的中国非法移民浪潮中的一员。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他们穿越中美洲的丛林,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艰辛旅程。包括陶先生在内的许多人并非知名的异见人士,而是普通的中国人。
陶来到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申请“政治庇护”,他相信自己会被一个他认为开放自由的体系接纳。任何无证移民在美国申请庇护的几率都很小,但中国申请人的成功率略高——2023年,像陶这样的中国无证移民有11%获得了庇护。
但由于拜登政府对非法移民采取了强硬立场,陶的申请被拒绝,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却获得了批准。
这让陶面临一个选择。被遣返回中国后,他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做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
或者他可以再次尝试离开,尽管这会更加困难。他的护照被没收了,银行账户空了,他的名字现在也进入了当局的监控范围。
我们花了几个小时采访,查阅了美国移民记录、中国官方文件、社交媒体帖子以及他为了佐证其说法而分享的旅行照片。他还分享了一些自称来自中国安全人员的短信。我们还采访了两位在他美国期间有过接触的人。
尽管如此,陶丰的叙述中有些方面,尤其是他与中国当局的互动,仍然难以核实。
陶先生身材瘦削,举止温和,像个孩子。他说他想分享自己的故事,试图让人们理解他的经历。
“很少有人愿意听我谈论这件事,”他说。
他有很多问题,但能讨论的朋友却不多。每当他在餐桌上试图讨论政治时,父亲总是告诉他专心吃饭。
“我感觉很痛苦,”他说。他说,从家人的故事中,他“看到了当时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
“但很多人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他说。
2000年代末,他考入了一所职业学院,后来搬到了沿海城市苏州,做电子维修工,月收入约830美元。他遇到了一个女人,并打算和她一起组建一个家庭。
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浏览外国网站,使用软件绕过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系统。
不久之后,他得知可以通过就读语言学校获得日本签证,于是他花了4000多美元(他毕生的积蓄)去东京上的一所语言学校。
2022年,他的签证到期了。他决心不再回中国,于是开始寻找新的选择:美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通过厄瓜多尔前往美国,当时美国对他们免签。他加入了一些WhatsApp群组,这些群组承诺会教人们如何前往美国。
那年九月,他出发了。
陶离开日本时,身上带着大约 2 万美元,这笔钱是他完成语言课程后打工攒下的,还有一些父母的资助。
两个月后,当他抵达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时 ,身上只剩下不到 450 美元。
在此期间,他穿越了巴拿马丛林中危险重重、有时甚至致命的达连隘口。在那里,移民必须勇敢地面对泥泞的山丘、蛇群和土匪。他曾在哥伦比亚被官员勒索,在洪都拉斯又被人口走私犯诈骗。他在墨西哥滞留了三个星期,等待着北上的许可证,在一个带临时屋顶的院子里,每晚只花3美元就能睡一张床。
尽管如此,他仍然充满希望。他想象着在美国报读英语课程,并获得电工资格证书。他在德克萨斯州过境检查站时被拘留,但他预料到了这一点,并立即申请了“政治庇护”。
他被转移到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一所移民监狱,一名移民官员在那里对他进行了“庇护”面谈。陶先生说,在面谈中,他展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帖子,并描述了被中国警方传唤的情形。他说,庇护官员询问他是否曾被警方殴打过,他如实回答了没有,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审讯经验足够丰富。
“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想。
然后,他开始等待。但在2022年12月下旬,他被告知“庇护”面试未通过。移民记录显示,他曾向奥罗拉的一名法官申请复审他的案件。他说,1月初,法官也驳回了他的申请。他将被驱逐出境。
陶惊呆了。他恳求官员,称如果回中国可能会受到惩罚。他说,他给移民律师、美国司法部和联合国都写了信。他还给父母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详细说明了他想离开中国的原因以及他在网上发布的内容。他说,他当时正在考虑自杀,想让父母知道原因。
陶从未得到任何被拒的解释。移民律师表示,翻译质量差、缺乏法律代理或过度劳累的“庇护”官员仓促做出决定,都可能使移民难以提出申请。加州律师陈创创曾代理过许多中国“庇护”寻求者,他表示,他见过一些申请材料充分的案件被拒,而申请材料薄弱的案件则被批准。
陶说,2023年3月,官员试图将他送上驱逐出境的航班时,他从楼梯上跳了下去。他被送进医院,之后又被送回监狱,这次是在德克萨斯州。
“我感觉我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陶说道,“就像我只是在风中飘荡。”
(陶后来联系了在美国的中国活动人士郑存柱,郑存柱说,陶也向他讲述了自己同样的遭遇,与陶同狱的一名狱友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但该狱友不愿透露姓名。)[故事编烂了]
2023年末,陶再次被送上飞机,前往中国。
他的航班降落在中国北方后,事情立即开始出错。
官员们还盘问他是否有中国走私犯帮助他进入美国。陶先生说,他们强迫他诬陷一名被驱逐出境的同伴非法安排他的行程,并威胁说,如果他不服从,就会把他关进监狱。
他说他同意了——但他仍然对这个决定感到后悔。
警察没收了他的护照和证件,然后释放了他。
陶先生向《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份海关文件,显示他的护照已被扣押。中国移民官员没有回复关于如何处理遣返移民的传真提问。
在采访中,其他最近从美国被遣返回中国的人表示,他们曾受到官员的讯问,但没有受到虐待或威胁。专家表示,政府通常不会虐待被遣返者,因为它倾向于将他们视为经济移民,而不是政治威胁。
陶离开机场时只带了现金、手机和一些衣服。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去他们工作所在的中国南方沿海城市。他的母亲看到他后,泪流满面地恳求他不要再走了。
就这样,陶又回到了他曾经试图告别的生活。他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厂找到了一份开叉车的工作,月薪约960美元。他努力克制自己不断滋生的怨恨。
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工人承受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陶的老板经常要求他加班。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的兄弟担心被解雇。
“大家都很拼命,”陶说。“老板拼命剥削员工,员工们也拼命表现。”
陶还对他的同事感到不满,他说这些同事都是民族主义者,兴奋地谈论中美开战的前景。
回国七个月后,他决定申请新护照。但陶先生说,当当地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试图处理他的申请时,系统显示他已被列入出境禁令名单。他被拒绝了。
护照申请被拒后,陶并未放弃。他写信给被没收护照的中国北方城市有关部门,要求他们撤销限制,并辩称自己已经配合了海关官员的要求。他还在另一个城市碰碰运气,去了上海再次申请。令他惊讶的是,这次他成功了。
随后,他联系了一家为东南亚国家安排中国工人的劳务中介机构。去年10月,他再次与父母告别。
当他再次通过中国海关时,这次是出境,他的心怦怦直跳。他担心自己会被拉到一边。
警官挥手示意他通过。
陶抵达后不久,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他本人,当时他刚结束12小时的轮班。我们走到他家小区的户外座位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在讲述他的故事。
他的新生活并没有完全摆脱他在中国所经历的种种不如意。他在一家电子厂的工作仍然很累,工资也很低。他曾试图和一些同事(大多是中国同胞)谈论他对中国的厌恶,但他们并不认同。
他的合同允许他在那个国家停留两年。之后,他希望去欧洲或墨西哥。
至于接下来会做什么,他并不确定。有时,他会泛泛而谈,说要“唤醒”其他中国人。
他曾联系过一位住在荷兰的“反政府”博客主,询问他能否加入他的行动。他梦想着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
其他时候,他的目标就比较卑微:找到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或许还能把钱寄回家。
“发推特、抗议,这些当然很重要,”他说。“但这不是全部。我只想做个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