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来了，是什么把情报员硬生生推成了“用骨头换吗啡”的人，向前翻，战争史上不缺类似剧本，一战时德军给前线士兵每月发七克止痛粉，二战英美部队流行安非他命，今天乌克兰前线也能搜到成箱曲马多，疼痛和恐惧一起摆烂，最便宜的解法永远是药物。 再看小贵卖情报的那瞬间，舆论往往先抬出“大义”尺子，但数据告诉我们，痛感在持续十分钟后就足以扭曲决策，大脑前额叶直接掉线，医学杂志《The Lancet》把这种状态称为“理性短路”，当生理极限逼近，任何口号都比不过一针镇痛剂的即时生存价值。 有人说这是背叛，可咱们日常生活也在上演小规模版本，美国去年阿片类药物致死近八万人，比枪械伤亡还高，这是没有炮火的战场，药也是炮弹，持枪抢药房的新闻被推特用户点赞回怼无数，底层逻辑完全一致，疼痛吞噬前一切身份。 此情此景，最值得警醒的也许不是“他竟然卖情报”，而是我们在各种体系里给出多少替代方案，当疼痛管理被军事或资本垄断，所谓忠诚和道德注定先被拔牙似的拔掉根基。 写到这儿我抬头看时间，战争或瘾痛都不会因为手机锁屏就暂停，接下来怎么走，得看是谁掌握止痛药的配方，又有谁能在枪口与疼痛之间硬撑出第二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