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金光大道》的再版在文坛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莫言、艾青、叔绥人、何满子等人纷纷撰文提出批判，文章言辞激烈，多有讥讽之语。莫言说：“曾被钉在文坛耻辱柱上的《金光大道》,在人们不经意之中再度粉墨登场”；其作者“在市声喧嚣的今天翻腾旧账，吁求所谓“活下去的权利”,无非是故作惊人之呼，为《金光大道》的做宣传罢了”；在结尾又不无轻蔑地说：“什么金光大道，回光返照而已!” 但也有学者表达了对浩然的支持，评论家巴人曾这样评价浩然的小说：“每篇都透露着新生活的气息，自己好像置身于新农村里，看到一个个精神饱满、积极、勇敢而又活泼的青年男女，也看到了一些笑逐颜开、正直、纯良、从旧生活和旧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年老的一代。所有小说的基调是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的，是新生活的颂歌。”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对浩然小说创作的高度肯定。 在浩然所处的那个时代，工农兵作者以及众多从青年小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写作者们，身上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浩然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们有着一个共同且显著的特质，那就是先投身革命事业，带着解放全中国被压迫劳动大众、消灭剥削制度、创建繁荣富强社会主义新天下的宏伟志向，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在这之后才拿起笔，开启文学创作之路。 对于浩然而言，他首先的身份是“文艺战士”，是“革命工作者”，作家这个身份反倒排在其次。这种“革命作家”的定位，在他心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既然身为“文艺战士”和“革命作家”，文学创作在他眼中自然就成了“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作家的写作首要任务就是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得起到“宣传先进的革命思想，更有力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推动社会和时代朝前发展进步”的作用。 浩然曾在区里担任通讯员。那时候，政府大力号召植树造林，可由于农民看不到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再加上当时还是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模式，不管怎么发动，都没有农民愿意响应。浩然偶然间发现上仓有个妇女干部，带着几名妇女在公共水坑边沿种了一片树林。他觉得这是个值得宣传的好事，于是写了一篇表扬稿。没想到，这篇稿子发表后，在全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村里的干部们纷纷带头植树，还有的村干部甚至派人找到浩然，希望他也能给自己村里“扬扬名”。这件事让浩然深刻认识到，写作可不只是写写文章那么简单，它是宣传革命道理、教育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 还有一件事，也让浩然对笔的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当时有一位房东大嫂，按照国家法律，她应该继承的财产被人侵吞了。她先后到区里、县里反映问题，可始终得不到解决。浩然得知这件事后，怀着义愤的心情，写了一篇批评稿件投到《河北日报》。虽然稿子最终没有发表，但却被转到了专署。专署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到乡下进行了认真而公正的处理。这不仅让那位房东大嫂绝处逢生，也让浩然惊觉，自己手中的笔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威力。可以说，从浩然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创作当作了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把笔当作了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武器，用来阐释当时的政治话语。 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文学为了宣传”是浩然始终坚守的文艺观。即便经历了特殊时期，浩然依然初心未改。在1980年和1983年，他分别表达了自己的观点。1980年，浩然谈到：“我主张文学艺术有宣传教育的功能，我为宣传教育而搞创作：通过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同胞们同心同德地搞社会主义。” 文学创作既然具有宣传这个功能，这就给作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宣传什么才能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才能起到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呢？浩然的回答很明确：宣传先进的革命思想，宣传先进的革命事物战胜落后和反动的事物。 纵观浩然的创作历程，无论是最初的短篇小说，还是后来的中、长篇小说，他始终采取一种积极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在作品中及时地反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革命事业摇旗呐喊。对于这一点，浩然自己也从不否认。他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回避或摆脱党的方针政策和正发展着的各种运动对我创作的影响力；正好相反，作为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作家，总希冀配合得紧密些、更好些。” 在另一篇文章中，浩然也谈到：“文学作品具有宣传和教育的功能。这是我的文学观念核心之一。经过重新认识，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但同时发现：我以往把‘宣传和教育’功能理解得偏狭、机械。文学作品是艺术品，只有把文学作品处理得艺术化，才能够使之发挥‘宣传和教育’的作用。于是在创作方法和手法上我努力探索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