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尴尬的文学史地位，恰巧暴露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某些内在困境。单一的政治标准，或者单一的审美标准，对于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都是无力的，至于那种将浩然及其作品驱逐出文学史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 1973 年，对于文学与电影领域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浩然的《艳阳天》成功改编成电影，并在全国范围内上映 。这部电影一经问世，便如同一颗重磅炸弹投入平静湖面，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观影热潮，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议的焦点。 在那个娱乐方式相对匮乏的年代，电影是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艳阳天》凭借其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深刻的时代主题，迅速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目光。影院里常常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的场景屡见不鲜，甚至许多人不惜排队数小时，只为能一睹这部电影的风采。无论是繁华都市的电影院，还是偏远乡村的露天放映场，《艳阳天》所到之处，都能引发一阵观影狂潮。 电影的火爆也进一步推动了浩然作品的普及，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部小说的魅力。许多观众被电影中的情节深深打动，进而对原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购买《艳阳天》小说进行阅读。这一时期，浩然的作品销量急剧攀升，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更有甚者，一些狂热的读者对《艳阳天》爱不释手，反复研读，甚至能够将其中的内容背诵下来，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在电影《艳阳天》的诸多影响中，有一个故事格外令人动容。演员张连文曾讲述，在青岛崂山的一个村子里，他遇到了一对因《艳阳天》而结缘的夫妇。村支书夫妇热情地邀请他吃饭，并分享了他们独特的爱情故事。原来，正是因为对《艳阳天》这本书的热爱，他们才走到了一起。吃饭时，支书念出书中的第一句，媳妇便能自然而然地接下第二句，两人对书中内容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 《艳阳天》自问世以来，便收获了众多赞誉，其中初澜的评价尤为引人注目。1974 年 1 月 26 日，初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 —— 评彩色故事片〈艳阳天〉中肖长春形象的塑造》 ，对电影和原著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章称赞《艳阳天》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影片中的肖长春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路人，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艺术形象 。他高大而丰满，深刻而生动，展现出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精神 。初澜还特别指出，《艳阳天》长篇小说扎实的文学基础，是这部影片能够如此细致刻画英雄人物的重要条件 。这一评价不仅肯定了电影的艺术成就，更强调了原著小说在文学创作上的深厚功底和重要价值 。 除了初澜的评价，广大读者和观众也对《艳阳天》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许多读者表示，通过阅读《艳阳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一些观众则被电影中精彩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所打动，对影片赞不绝口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艳阳天》成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激励着无数人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然而，《艳阳天》也并非毫无瑕疵，一些批评意见也随之而来。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故事情节松散拖沓和部分形象刻画不够深入 。在情节方面，有观点认为《艳阳天》的故事主线常常被一些游离于主线之外的情节或插曲打断，导致整个故事的连贯性和紧凑性受到影响 。 例如，焦淑红和马立本的纠葛以及与此相连的焦淑红的婚姻问题，被认为是多余的情节，对焦淑红爱情生活的描绘也显得过于冗长和琐碎，分散了读者对主线故事的注意力 。此外，农村读者还提出 “孙桂英对萧长春动心思” 这一情节显得多余，不仅没有为故事增添亮点，反而使主要人物的描写不够充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