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了不起的！”这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有着“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先生对毛主席的评价。 时间回溯到1918年的北京，杨昌济先生的家中，梁漱溟与毛主席初次相遇。 当时毛主席先问梁漱溟是不是湖南人，梁漱溟解释清楚北京梁家祖籍桂林、湖南梁家是另一支后，两人又算起了年龄，发现梁漱溟大两个月。 此后毛主席便亲切地称他“老哥”，这份初识时的轻松氛围，是两人私人交往的起点。 十几年后，抗战烽火燃起，1938年梁漱溟专程跑到延安，找毛主席讨论中国未来的走向，那些日子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聊，一聊就是一个多礼拜。 那时候国共关系还没公开恶化，两人说话没什么顾虑，哪怕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一样，交流依旧畅快。 可随着时代变化，两人的关系慢慢变了样，到了1946年，再见面谈话时，气氛已经完全不同。 当时梁漱溟是民盟领导人之一，他跟毛主席的关系不再是当初单纯的私人往来，而是带着政党之间互动的意味。 梁漱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方案，毛主席却全程只听不说话，一个字的评论都没有。 那时候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已经到了关键节点，每一句话都可能影响大局，毛主席没法轻易表态。 1950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觉得梁漱溟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适合参与人民政府工作，主动邀请他加入。 可梁漱溟却回应“我留在外面不是也很好吗”，这份婉拒里，藏着两人之间第一次明显的摩擦。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当时国家确定了强调城市工业化的总路线，梁漱溟直接站出来反对，他说“你们这样做，就是等于城市的工人是天堂的第九层，而农民还是地狱的第九层了”。 这句话让毛主席在公开场合发了大脾气，这是毛主席少有的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刻。 这次公开顶撞后，两人之间的交集就此中断，直到梁漱溟去世，再也没有见过面。 1980年，年迈的梁漱溟在接受采访时，留下了对毛主席的评价：“毛主席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了不起的。 他没有什么凭借，就是单身一个人，在他的家乡，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了一个新中国，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 同时他也反思了1953年的冲突，说自己当时“气太盛、气太高”，不该跟毛主席闹翻，应该多尊重对方一些。 梁漱溟这个人，一辈子都在琢磨怎么让中国社会更有秩序。 他是有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还搞过乡村建设实践，觉得要从乡村基层入手搭建新的社会秩序。 可惜那个年代的中国，面临的是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大课题，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没能跟上时代的需求，最后没能成功。 但从他拒绝加入人民政府、在会议上公开谏言这些事能看出来，他身上有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独立思考。 他不是故意跟谁作对，而是始终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哪怕面对的是国家领导人，也愿意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这种品格在任何时代都值得尊重。 1918年两人初识时，都还在探索救国的道路，身份相近、目标一致，自然能轻松聊天； 1938年延安会谈，虽然有思想分歧，但都是为了对抗日本侵略者，为了国家存续，所以能坦诚交流； 到了1946年，解放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对整个党的事业负责，面对其他党派提出的方案，不可能像私人聊天那样随意表态；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要走工业化道路、要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梁漱溟坚持留在“外面”，本质上是对国家治理路径有不同想法。 1953年那场冲突，现在回头看，其实是两种不同视角的碰撞。 梁漱溟担心农民会因为工业化被落下，担心城乡差距拉大，这份对农民的关注是实实在在的，但毛主席推动城市工业化，也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工业基础几乎为零，面对国际上的压力，只有尽快建立工业体系，才能让国家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保住革命的成果。 所以两人的分歧，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在“优先照顾农民利益”和“优先夯实国家工业基础”之间，选择了不同的优先级，这种选择背后，都是对国家未来的考量。 毛主席能被梁漱溟评价为“雄才大略”，在于他出身湖南农村，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国外留学的背景，就凭着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一步步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困境。 井冈山时期，他改造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把一支地方武装变成革命力量；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上他扭转了错误的军事路线，让红军摆脱了被消灭的危险； 最后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这样的成就，是靠对时代的把握、对人民的了解和卓越的领导能力，配得上“雄才大略”这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