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1979年的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为了不被俘虏，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后没有任何荣誉的一位烈士，他就是英雄殷涛。 1979年3月的越北山林，22岁的殷涛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怀里紧紧抱着早已没了电的电台，目光望向北方——那是祖国的方向。 十几米外，越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喊话声混着风声飘过来：“中国兄弟，赶快投降吧！” 他没应声，只是缓缓拉动了手榴弹的拉环，一声巨响后，这片山林永远记住了这个江苏盐城小伙子的名字。 1957年11月，殷涛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从小听着父辈的战斗故事长大。 1975年1月，18岁的他穿上军装，成了26军77师229团通信连的一名无线电台兵。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时，殷涛已经联系好退伍后的工作，收拾好行李等着回家。 可听到部队要参战的消息，他连夜写了请战书，软磨硬泡终于获准加入50军150师448团通信连，还当上了报话班班长。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的448团其实是临时抽调的预备队伍，很多战士像殷涛一样，都是主动放弃安稳选择上前线的。 战斗打响后，殷涛的任务就是守好电台，那台机器在战场上就是生命线，不管炮弹炸得多近，他都把电台护在怀里。 3月10日，部队接到回撤命令，可因为指挥调整，448团被打散了，殷涛和战友们陷入了越军的包围圈。 突围时，他和助手陈孝清走散，自己跳进一条齐小腿深的溪沟里。 高腰防刺鞋灌满了水，走一步都费劲，可他还是躲在石缝里等了二十多分钟，就盼着能等到战友。 后来遇到卫生员宋成献，两个人捧着溪水喝，分吃一块压缩饼干，那时候平时觉得干涩的饼干，成了这辈子最香的东西。 再后来，他们又碰到潘仁德、张午已和葛建国三位战友，五个人凑成了一个临时战斗小组，殷涛是党支委，大家都听他的。 他把仅有的几颗手榴弹分给大家，还特意叮嘱宋成献照顾好受伤的胳膊，那时候他们连一支枪都没有，全靠手里的手榴弹和心里的信念撑着。 3月15日那天，五个人商量着往东北方向突围，听说那边有友军，潘仁德在前边探路，张午已和葛建国跟着，殷涛扶着发烧的宋成献走在最后。 快到山谷时，他们发现山脚下有敌人，潘仁德先跳下去冲过小道，葛建国和张午已也跟着过去了。 可就在张午已刚过小道时，北边突然冒出来十几个越军。 眼看着敌人要往树林里搜，殷涛突然把宋成献按在灌木丛里，自己纵身跳下去，转身就往南边跑。 他知道，自己背着电台，敌人肯定会追他，这样战友们就能安全撤离。 果然，越军看到背电台的他，立马调转方向追了过来，南边的敌人听到枪声也围了过来，殷涛被夹在中间。 他停下来，转过身看了一眼战友们隐蔽的方向，然后面朝北方坐下来，抱紧电台拉响了手榴弹。 那一年，他才22岁，本该有很长的人生。 殷涛的故事，乍看是一段战争年代的悲壮回忆，细想却藏着中国人最看重的精神底色。 咱们常说“选择大于努力”，殷涛的选择却透着一股“傻劲”，他放着安稳的退伍生活不过，非要跑到枪林弹雨里来。 可就是这份“傻劲”，才见出军人的本色。 他不是不知道投降能活下来，可从穿上军装那天起，“不被俘虏”就刻进了骨子里。 换作普通人，在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里，可能早就慌了神，可殷涛还能冷静地组织战友、分配武器，甚至最后用自己引开敌人。 这份沉着，是革命家庭的熏陶，是部队里的锤炼，更是心里那份“保家卫国”的信念撑着。 因为殷涛最初是按照失踪来对待的，所以没拿到荣誉，可咱们得想想，荣誉是什么？是一块勋章，还是一份记载？ 像殷涛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后来在烈士陵园里，还有332名和他一样的烈士，只有一本烈士证证明他们来过。 可这些烈士真的需要勋章来证明自己吗？殷涛守着电台的时候，没想过要立功；他引开敌人的时候，也没想过会不会被记住。 他做这些事，只是因为他是个军人，是个党员，这种把职责刻进骨子里的坚守，比任何勋章都珍贵。 咱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殷涛就是当年负重的人之一。 他的电台早就不在了，可他那种“宁死不降、舍己为人”的精神，就像电台里的电波一样，一直传着，传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 勋章会生锈，精神能发芽，殷涛用22岁的生命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活了多久，而是为别人、为国家做了什么。 他没拿到荣誉，可在所有知道他故事的人心里，他就是永远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