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神奇的师生，徐特立和毛主席，老师跟着学生走了25000千里。徐特立是毛主席在长沙一师的老师，毛主席等人走向革命的道路，多少也受到了这位老先生的影响。 长沙的春天总是有点湿，空气里一股冷飕飕的潮气，像从湘江里钻出来的。 那年毛泽东进长沙一师，才二十岁，人瘦得像根竹竿，爱穿双布鞋，一条裤子总是洗得发白。 他没什么钱，住在学校边上的一个阁楼里，听说连油灯都省着用，夜里读书就着月光。他一进校，就打听起一个人——徐特立，说是“断了指写血书”的先生。 这不是传说。 徐特立确实断了一根手指，不是打仗，是年轻时立志救国，写血书写断的。 那年他三十六，在一师教教育学，也讲修身。 毛泽东坐在最前排听课，整节课一句话不说，但下了课常跟在徐老师后面问东问西。 徐特立不太说空话，他讲修身不是背条文，而是讲他办学校怎么欠了几百块，教学生怎么三年吃素攒学费，讲他自己走十里路来上课，从没坐过一次车。 有人说他傻，工资才二十块，非要拿来搞长师，还欠债。那时候长沙人都笑他，给他起外号叫“徐二镥锅”。镥锅是做饭的大铁锅，意思是笨、不会打算、死心眼。 可毛泽东不这么想，他觉得徐特立是“干别人不敢干的事的人”，还说那“镥锅精神”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 这两个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人就这么搭上了线。 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不吵不闹，却有种隐隐的默契。 徐特立教的那些读书方法，毛泽东全记下了——“读书不动笔墨就是白读”，“眉批最见功夫”，“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读得少没关系，读得深才重要。 毛那时的书，翻出来一看，全是红墨水、蓝墨水、铅笔印，写得满书乱七八糟。 一本《伦理学原理》，他在上面写了一万多字，还不觉得够。 他们在一师一起待了五年多，也不是什么天天见、推心置腹那种关系，但彼此心里都有对方的位置。谁都没说破。毛泽东毕业后办新民学会，喊上蔡和森、萧子升，自己写了“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徐特立虽然没参加，但默默支持，借教室、印材料，还时不时说些有用的建议。 那时候长沙乱，学生闹得凶，街头演讲像赶集一样热闹。 徐特立上去讲了几次，讲得不激烈，却句句都扎人。 他说，“教育不是为考试，是为做事”，“科学不明，要学科学；工农不振，要教工农”。 1919年五四一爆发，省学联成立，他又带头组织老师成立讲演团，五十多个小队轮着上街讲，一讲就是一个月。 他自己也上台，讲日本怎么压榨中国，讲奸商怎么趁火打劫。 张敬尧听说他带头闹事，要抓他，说他“通匪”，徐特立干脆走了，搭了艘法国货轮，跑去勤工俭学，说是看看法国的教育到底值不值一提。 一走就是七年。 毛泽东这边也没闲着，搞农民运动、写文章、闹工潮，一头扎进了社会。 他们再次碰面，是1926年，长沙冬天冷，风从湘江刮过来，像刀割一样。 那天他们坐在望麓园谈了很久，毛劝他：“老师，你去看看农村吧，不一样了。”徐特立点了头，没说话，第二天真的去了。 他去了长沙县五美乡，整整调查了一周。 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他说：“农村一切权力归农会了。”说完这句话，他就不讲“教育救国”了，转过身走进了革命那条路。 1927年，他五十岁，入了党，没入党仪式，也没填表格，就那么自然地走进去了。 那年七月，武昌农讲所里，徐特立再次见到毛泽东。 他没多说话，听毛说完后，默默点头，又动身回了湖南，说是要团结更多人“跟共产党走”。 后来南昌起义爆发，他也在队伍里，担任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再后来就是苏区，1930年年底，徐特立千里迢迢赶到宁都小布镇，毛泽东、朱德亲自接他。 毛一见到他就喊：“徐老，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朱德在旁边打趣，说：“你这老怪物，封建社会不认了，资本主义也看穿了，现在跑来搞共产主义，真是怪。” 他们开始像以前那样一起干事。 徐特立管教育，搞扫盲。他提出的口号很接地气：“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只要识一个字，就教一个字。 毛泽东也亲自参与过扫盲课的设计，两人讨论了两次，才定下模范字的写法。那阵子他们几乎天天见，晚饭后还常一起散步，聊教育、聊识字、聊革命怎么才能稳。 长征开始时，徐特立已经五十七岁，被编入干部休养连。 可他哪儿像休养的样子？饿了挖野菜，困了打草铺地睡，甚至下河探路，走在前头。 他的马让给了伤员，自己背着铺盖步行。部队里说，他不是走路，是用意志在走。他还在途中教战士识字，一边走一边教，走过的路上常能看到他在地上写的字，有时候还带个注音。 1937年冬天，徐特立过六十大寿。 毛泽东提前写了封信给他，信里写着：“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那信写得不长，但每一句都重。 他说徐特立“总是拣难事做，从不躲责任”，“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那不是恭维，是他多年相处后憋出来的一口气。 后来，徐特立到延安办自然科学院，办得不算大，却很实在。 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在写教育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