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接触过大量日本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1：绝大部分日本人对于二战期间的暴行都知道，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忏悔，一丝一毫都没有。2：日本是单一民族，我们眼中的战犯对他们而言却是民族英雄。 日本人中很多人知道二战期间军队在亚洲的屠杀、强制劳工和生化实验等行为，这些信息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和家庭流传。但他们往往不表达悔意，而是把焦点放在日本本土的损失上，比如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历史教科书提到战争，但内容偏向描述日本的受害经历，而对侵略事实的细节较少涉及。这导致民众了解暴行却不觉得需要道歉。 日本的单一民族结构让社会内部有强烈的认同感，这使得那些被定为战犯的人在国内被视为民族守护者。东条英机这样的身影在一些书籍和展览中出现，被当作领导日本对抗外部压力的代表。靖国神社供奉了包括东条在内的1068名战犯，每年有大量民众参拜，视之为纪念战争死者的地方。政界人士也经常去神社献祭，这在国际上引起争议，但国内支持者认为这是尊重历史。 右翼团体组织活动，宣传东条等人的事迹，强调他们在战争中的决策，而不提造成的破坏。媒体在报道时，往往包括支持观点，让民众觉得这些人是为国家牺牲。年轻一代通过游戏和动漫接触历史，战犯形象有时被简化，忽略负面事实。整体社会氛围是回避悔过，更多关注经济发展和和平宪法的好处。 战后重建让日本快速转向工业化，民众忙于工作和生活，不愿深挖过去。教育系统逐步调整教材，减少对暴行的描述，强化本土叙事。这种态度影响了外交，日本政府对某些事件未正式承认责任，保持对战犯的正面定位。 东条英机1884年出生在东京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是陆军军官，这让他从小就熟悉军事环境。他在1905年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进入军队服役，早年参与过一些边境任务。1919年，他被派到德国担任武官，在那里学习欧洲的军事体系，回国后开始推动日本陆军的改革工作。1920年代，他在参谋本部任职，逐步升迁，到1928年成为大佐，负责战略规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条支持关东军的行动，他当时在关东军中担任要职，帮助协调部队的推进和占领工作。1935年，他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负责镇压满洲地区的抵抗力量，通过严格的监控和逮捕措施维持控制。这段时间，他的命令导致许多当地居民遭受迫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东条作为陆军次官，推动日本全面侵华，他参与制定作战计划，批准部队在华北地区的扩张行动。 1940年，东条担任陆军航空总监，监督飞机和轰炸机的生产，确保空军力量的加强。1941年10月，他升任首相，同时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掌握了政府和军方的核心权力。他推动日本加入轴心国，并决定对美国开战。珍珠港袭击后，东条继续指挥南方作战，批准占领菲律宾、马来亚等地的计划。这些行动中，日本军队从占领区掠夺资源，东条通过政策支持这些行为。 战争期间，东条主导多项强制政策，包括征用劳工和资源分配。他在1942年强调从亚洲各国获取更多物资，用于支持战线。1944年，随着盟军反攻，日本在塞班岛失守，东条被迫辞去首相职务。他的领导时期，日本军队在南京等地实施屠杀，东条作为高层批准相关指挥官的行动计划。这些事实基于历史记录，东条的角色直接关联到战争的侵略性质。 战败后，东条在1945年被盟军逮捕，他试图自杀但失败，被送往医院治疗。1946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东条作为甲级战犯受审，检察官指控他策划侵略战争和批准暴行。审判持续两年，法庭审理了大量证据，包括文件和证人证词，东条进行辩护但未能推翻罪名。 1948年11月，法庭判东条七项罪名成立，包括反和平罪，处以绞刑。他上诉失败，12月23日在监狱执行死刑。遗体火化后，部分骨灰移到靖国神社，1978年正式合祀与其他战犯一起。 此后，日本政府没有移除神社中的战犯牌位，首相们继续参拜，引发邻国抗议。民众意见有分歧，但多数人不公开反对，支持者视之为文化传统。教育教材继续修改，淡化侵略内容，增加受害描述。社会中，纪念活动保持活跃，日本官方对历史事件的立场未变，影响国际关系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