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谁最早意识到明朝要亡了？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刚结束，熊廷弼捧

在明末，谁最早意识到明朝要亡了？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刚结束，熊廷弼捧着败报走进文华殿时，腿肚子都在转。那会儿万历皇帝已经二十多年不上朝，大臣们还在为“立太子”吵得不可开交。熊廷弼在奏折里写“辽东已无兵可用，奴酋（指努尔哈赤）如狼似虎，不出十年必入关”，满朝文武却觉得他在危言耸听。有个御史甚至弹劾他“夸大其词，邀功请赏”，气得熊廷弼把官帽摔在地上：“你们等着看！” 这人是真急了。他在辽东待过五年，亲眼见过明军的糜烂——士兵们穿着破烂的盔甲，手里的刀锈得拔不出鞘，军官们却忙着把军粮换成银子。有次他去查营，发现一个营的士兵只剩一半，剩下的不是逃跑就是饿死了，营官还在账上虚报人数领饷。他想整顿，却被地方官联手排挤，说他“扰民”。离开辽东那天，他看着山海关的城楼，说了句“这关怕是守不住了”，当时身边的小吏只当他是气话。 比熊廷弼更早察觉的，是个叫吕坤的户部侍郎。万历二十五年，他奉命去河南赈灾，看到的景象让他半夜睡不着。路边的树皮被剥光，灾民们互相换孩子吃，而当地的藩王却在府里修戏台。他回京后写了本《忧危疏》，说“百姓活不下去，国家就站不住”，建议皇帝削减藩王俸禄，拿出内库银子赈灾。结果奏折被万历压在箱底，还被指责“离间君臣”。吕坤心灰意冷，没多久就辞官了，临走前对门生说：“我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 崇祯初年，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望着后金的营帐，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刚杀了毛文龙，朝堂上骂声一片，皇太极又趁机绕过山海关，直逼北京。他带着关宁铁骑星夜驰援，在北京城下打退了后金，却被崇祯下狱。临刑前，他对狱卒说：“我死不足惜，只是这大明，怕是真的要完了。”他看得明白，皇帝多疑，大臣内斗，边关将领稍有不慎就会被治罪，没人敢放手做事。 其实民间早有预兆。李自成起义前，陕西一带就流传着“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百姓们不是天生就想反，是苛捐杂税逼得他们活不下去。有个叫顾炎武的读书人，在昆山老家亲眼看到官府为了收税，把不交钱的百姓吊在树上打，他在《日知录》里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那会儿他还觉得只要改革就能挽救。直到清军攻破昆山，他的母亲绝食而死，他才明白，有些溃烂已经到了骨头里。 最让人唏嘘的是徐光启。这位明末少有的科学家，早就看出明朝的问题不在外患，而在自身。他引进西洋火器，编练新军，甚至想推广高产作物解决粮食问题。可每次上奏，都被保守派骂“崇洋媚外”。他晚年主持修订历法，看着新铸的天文仪器，对学生说：“这些东西再好，没人用也是白搭。”他去世前一年，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明军在松锦大战中全军覆没，他躺在病床上，反复念叨“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这些人里，熊廷弼的呐喊最刺耳，吕坤的担忧最沉重，袁崇焕的绝望最无奈。他们身份不同，却都在不同时间看到了同一个真相：明朝的病，不是换个皇帝、杀个奸臣就能治好的。从万历年间的民不聊生，到崇祯年间的众叛亲离，就像一栋被虫蛀空的房子，看起来还立着，一阵风就能吹垮。 最早意识到明朝要亡的，或许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些在底层挣扎的百姓。当他们连最后一粒米都被搜刮走，当他们看着亲人饿死却求助无门，心里就已经明白，这个朝廷不值得留恋了。熊廷弼、吕坤们的清醒，不过是提前说出了百姓们早已在心里认定的事实。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明明有那么多人看出了问题，却没人能拉回这架失控的马车。不是他们不够聪明，也不是不够努力，是那个积重难返的制度，容不下任何真正的改革。当一个王朝失去了民心，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