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个杀手闯进了杨勇的房间中，还用枪顶住他的脑门，谁知，杨勇回头一看，却愣住了，因为这杀手竟是他的堂哥！
1949年，晃县，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的办公室里，一片冰凉的金属顶住了他的后脑，此时，一句试探性的问话，带着浓得化不开的湖南浏阳乡音。 原来，枪口的两端，竟是一对儿时一同长大的堂兄弟，一个叫杨勇，原名杨世俊，14岁投身革命，从反围剿一路打到淮海战役；另一个叫杨世明，在旧时代里摸爬滚打，成了国民党治下的县警察局局长。 他们此时是明晃晃的对立面。 杨世明盘算得很清楚，解放军进城，自己难逃清算，不如赌一把：刺杀成功，万一国民党反攻，自己就是头等功臣；失败了，大不了拉着队伍上山当土匪。 于是，他趁着卫兵换岗的空隙潜伏进来，准备先下手为强。 可直到枪口顶上后脑，杨世明才从对方的身形和口音中感到了熟悉，才迟疑地问出了那句关于家乡的问话。 当“杨世俊”这个名字被叫出口时，一切都变了。 杨世明手里的枪再也握不稳，嘴里大喊着自己“该死”，惊动了门外的警卫，杨勇却挥挥手，让卫兵们都退下，把这场足以改变战局的刺杀，关在了门里，变成了兄弟间的谈话。 杨勇没有空谈大道理，他知道，对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旧官僚，眼见为实远比口头承诺更有效，他先是拿出报纸，让杨世明亲眼看看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消息，彻底打碎他“王师北定”的幻想。 接着，杨勇又带他去看了那些主动出城投降的国军士兵，他们没有被虐待，生活待遇良好，这种直观的冲击，彻底瓦解了杨世明最后的心理防线，他明白了，新的政权，走的确实是一条不一样的路。 于是，杨勇为堂兄写下起义证明书，而杨世明也投桃报李，不仅劝降了城中残余的武装，还为解放军后续的剿匪行动提供了大量关键情报。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开始，当时的贵州，匪患之严重远超想象。 全省80个县，35个被土匪盘踞，武装匪徒多达13万人，数量甚至超过了入黔的解放军，这些土匪有国民党残部，有地痞流氓，也有被胁迫的农民，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面对这个烂摊子，杨勇将晃县的经验推广开来，军事上，对顽固匪首坚决予以打击，绝不手软；政治上，则大规模分化瓦解，用宽大政策争取那些被裹挟的普通人和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 从1950年初到1951年8月，解放军历经400余场战斗，消灭顽匪一万五千人，俘获的却高达25万人。 多年以后，杨勇和老部下魏鸣森谈及此事，还会笑着说自己差点被堂兄“一枪崩了”，言语间满是劫后余生的感慨。 这场枪口下的重逢，看似是历史的偶然，但其结局，却藏着一种必然——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最终能化解仇恨的，或许不是枪炮，而是人性深处那些共通的记忆与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