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1年，二十岁的王安石科举考试中排名第一，宋仁宗边看他的文章边点头，突然勃然大怒：“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状元？” 集英殿里，针落可闻。 香炉里的瑞脑香烧得正旺，一丝丝烟气笔直向上，好像被殿内的气氛冻住了。 宋仁宗赵祯坐在御座上，脸色铁青，手里攥着一份考卷。 案前站着几位老臣，为首的是晏殊和欧阳修。他俩是这次的主考官，刚刚还一致认定，这份卷子当为本届第一。 现在，他俩低着头，大气不敢出。 仁宗的手指，死死按在卷子末尾的四个字上。 那四个字是：“孺子其朋。” “朋？”仁宗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声音不大，却让殿内所有人心头一颤，“他把自己当什么？周公吗？” 没人敢接话。这四个字的分量，在场的人都懂。这是周公教训年幼的周成王时说的话，意思是：你这小子，该把贤臣当朋友老师。 话没错，但分谁说，对谁说。 一个二十岁的白衣考生，对一个在位二十年的皇帝这么说，就是另一番味道了。 宰相吕夷简上前一步，躬着身子：“陛下，此子年轻，引经据典，或是一时孟浪，并非……” “孟浪？”仁宗打断他，将卷子甩在龙案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朕看是狂悖！文章写得是不错，针砭时弊，句句见血。可通篇的口气，就不像个臣子！倒像个先生在教训学生。今天他敢教训朕，明天他得了状元，是不是就要搬张椅子，坐到朕旁边来？” 这话一出，就定了性。 晏殊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卷主那个叫王安石的年轻人，状元是彻底没戏了。 他甚至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就该把这篇文章压一压，不呈到御前。 可这文章的才气，又实在让他压不下手。 殿外，数百名新科进士正伸长了脖子，等着唱名。 人群中的王安石，神情淡然。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青布直裰，背挺得笔直。 从江西临川到京城，他走了快一个月，脚上的鞋磨破了边。 他不在乎，他只在乎卷子里写的那些话，皇帝能不能看懂。 他觉得，皇帝一定能看懂。 殿内，仁宗的火气还没消。“把第二份卷子拿来。”他命令道。 内侍赶紧呈上。仁宗只看了一眼卷首的名字——王珪，眉头就皱了起来：“又是‘任子’，拿走。” 按大宋规矩，靠祖上功劳入仕的在职官员，不能点为状元。 内侍又递上第三份，是韩绛的。仁宗扫了一眼：“还是‘任子’！这届考生是怎么回事？”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欧阳修捧着第四份卷子，硬着头皮上前：“陛下，这份卷子的主人杨寘，身家清白。且乡试、会试，皆为头名。” “哦？”仁宗来了兴趣，接过卷子。文章写得中规中矩，没什么锐气，但也没什么错处。他现在不想看什么锐气了。 “连中三元，好兆头。”仁宗疲惫地挥了挥手，“就他了。传旨，今科状元，杨寘。” 他想起那份让他动怒的卷子，补了一句：“那个王安石，降为第四甲。” 旨意传出，殿外人群一阵骚动。 有人欢喜，有人叹息。王安石听到自己的名字排在第四，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默默地向着皇宫的方向，行了个礼。 有同乡替他抱不平，凑过来低声说：“介甫兄，以你的才学，状元本是探囊取物，怎会……” 王安石摇摇头，只说了四个字：“朝廷自有法度。” 说完，他转身挤出人群，没去参加庆祝的琼林宴，也没去拜见恩师，一个人走回了广济桥南那家烟熏火燎的“云集馆”。 他住的是下铺，与人合榻。 他从随身的竹箱里，拿出一本破旧的《周礼》残卷，就着昏暗的油灯，又读了起来。墙壁上，画满了圈圈点点的图，不知是何用意。 馆主端来一碗热水道：“王官人，中了进士，怎还这般用功？” 王安石头也不抬：“没读懂的地方，还有很多。” 几天后，授官的文书下来了。他被派往扬州，任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一个从八品的小官。 离京那天，没人来送。他依旧背着那个竹箱，穿着那身旧青布直裰，走出了汴京城门。 走出城门时，他回头望了一眼高大的城楼。 他想起殿试那天，在文章末尾写下“孺子其朋”四个字时，自己手腕没抖，心跳没快。他只是觉得，这句话，该写。 他后来在扬州首创“贷谷于民”的法子，成了日后“青苗法”的影子。他在地方一待就是十年，从扬州到鄞县，再到常州。 十年后，他再回汴京，已是两鬓微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