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一次参加饭局，林语堂也在其中。林语堂幽默地说笑：“一次几个广东人讲着粤语，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我故意讲英语，将他们都吓住了……”话没说完，鲁迅拍桌大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 周树人，笔名鲁迅，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幼年家道中落，他早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却从未丢下对知识的渴求。清末科举废除，他远赴日本仙台学医，接触西方科学与思想，后来弃医从文，决心用笔唤醒沉睡的国人。他的《呐喊》《彷徨》直面社会弊端，文字如刀，剖开封建礼教的虚伪面纱。他的杂文更如利矛，批判官场腐败、揭露人性丑恶，每一篇都像一记重拳砸向麻木的社会。鲁迅身形清瘦，眼神锐利，常穿朴素长衫，走在上海街头，路人总忍不住多看几眼。他一生不向权势低头，哪怕身处逆境，仍以笔为武器，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林语堂，1895年出生在福建漳州一个山村，家中虽不富裕，却充满书香气息。他在教会学校长大，英语流利，少年时就对中西文化着迷。留学哈佛后，他回国在北京大学教书，主编《论语》杂志，提倡幽默与性灵。他的散文轻松风趣，笔下常流露对生活的热爱，主张闲适人生，追求个人自由。他的小说《京华烟云》细腻生动，展现中国家庭的悲欢离合。他还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将中国古典文学译成英文，试图让世界看见东方的智慧。林语堂风度翩翩，谈吐幽默，喜欢在朋友间讲笑话，活跃气氛。 鲁迅与林语堂早年交情甚好，1920年代在北京常一起讨论文学，分享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鲁迅欣赏林语堂的才华，邀他为《语丝》撰稿；林语堂也敬重鲁迅的深刻洞察，称他为文坛的旗手。林语堂在厦门大学当校长时，还力邀鲁迅去教书，鲁迅在信中提到对林氏夫妇的感激。然而，思想上的差异逐渐显现，鲁迅以批判社会为己任，林语堂则更关注个人生活的乐趣，两人的分歧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 1929年8月29日晚，上海南云楼饭店的一场聚会，成为鲁迅与林语堂友谊破裂的转折点。这场饭局由出版商李小峰发起，此前他因拖欠稿费惹怒鲁迅，鲁迅甚至准备告他。眼看矛盾升级，李小峰赶忙还清欠款，并设宴款待鲁迅，邀来林语堂、郁达夫、杨骚等人，试图缓和关系。饭局上，林语堂谈起在香港的见闻，提到有次听广东人讲粤语，他一句听不懂，干脆用英语应对，把对方“吓傻了”。他讲得眉飞色舞，颇为得意。 鲁迅听后勃然大怒，猛拍桌子，指着林语堂斥责他用外国话压迫同胞，质问他居心何在。这句“你算什么东西”不仅是对林语堂个人行为的否定，更是对他态度的强烈不满。在鲁迅看来，林语堂的举动透着洋派做派，仿佛在炫耀自己的英文能力，贬低不懂外语的同胞。这种行为触碰了鲁迅对民族尊严的底线，尤其在当时国人备受列强欺凌的背景下，鲁迅对任何有损民族自尊的行为都格外敏感。 这场争执并非单纯的口舌之争。饭局前，鲁迅对李小峰拖欠稿费的做法早已不满，而林语堂在席间对李小峰的态度显得暧昧，未能明确站在作家一边。杨骚提到对李小峰的不满，林语堂随口附和，却未深究，这让鲁迅觉得他缺乏是非观。加上林语堂的“英语笑谈”，鲁迅认为他不仅轻浮，还透着一股优越感，与自己坚守的民族立场背道而驰。郁达夫等人见状赶忙劝和，试图平息风波，但鲁迅与林语堂的裂痕已无法弥补。 这场饭局后，鲁迅与林语堂的交情彻底断裂。鲁迅当晚在日记中记下对林语堂的不满，称其言辞刻薄，态度不堪。林语堂也在日记中写道，与鲁迅的对骂“颇有趣”，认为鲁迅过于敏感。两人从此不再往来，昔日并肩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盟友，变成了陌路人。郁达夫的调解虽让当晚的争执未进一步升级，但两人心中的芥蒂已根深蒂固。 争执的根源远不止饭局上的口角。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失和，林语堂却与周作人走得更近，这让鲁迅感到被疏远。此外，两人在文学理念上的分歧越发明显。鲁迅认为文学应为社会变革服务，他的杂文针砭时弊，字字如刀，誓与腐败势力斗争到底。林语堂则转向闲适文学，推崇幽默与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享受生活乐趣。他主编的《论语》杂志充满轻松笔调，与鲁迅的战斗精神形成鲜明对比。鲁迅曾在文章中提到，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与辜鸿铭的复古思想无异，透露出对他的失望。 1930年代，林语堂赴美发展，埋头翻译中国文化，创作《生活的艺术》，试图向西方展现东方智慧。他的书桌旁常堆满手稿，英文打字机敲出清脆声响，书畅销欧美，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鲁迅则留在上海，继续以笔为矛，批判社会黑暗。他的寓所简陋，书桌上墨砚常湿，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字里行间透着不屈的斗志。1936年10月，鲁迅因肺病在上海病逝，桌上留有未完的手稿，笔尖墨迹未干。林语堂晚年定居台湾，1976年3月去世，书房仍摆满中英文书籍。两人各在文坛留下深远影响，却因一场饭局，友谊化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