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军地下党周迪道叛变投敌，新四军内部有人喊着要除掉他，他知道得太多了，谁料，浙江纵队负责人何克希却在心里暗喜：800万元的军费有着落了。
夜色笼罩下的宁波，1944年的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不安。日本宪兵队的灯火彻夜不熄，街巷间巡逻的脚步声让人心悸。周迪道被押进审讯室时，身上还带着刚从四明山带来的泥土气息。他是浙东南山财经委员会的主任，肩负着为新四军筹集800万元军费的重担。
然而，一名叛徒的告密，让他猝不及防地落入敌手。皮鞭抽在身上，辣椒水刺鼻的味道让他几乎窒息，日军头目铃木政一狞笑着逼他招供。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宁死不屈时，周迪道却突然低声说：“太君，我愿意投降，愿意为你们做事。”审讯室里瞬间安静，铃木政一眯起眼睛，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这突如其来的“背叛”像一颗炸弹，在新四军内部炸开了锅。有人怒骂他是汉奸，有人甚至提议派人除掉他，免得他泄露更多机密。然而，远在浙东根据地的何克希却收到了一封密信，信上只有寥寥几行字，周迪道的笔迹却透着坚定：“我已打入敌营，愿为组织效死。”何克希看完信，沉默良久，然后低声自语：“好小子，这场戏，唱得漂亮。”
周迪道的“投降”不是屈服，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伪装。1943年底，他被捕后，面对日军的酷刑，他迅速判断出形势：硬抗只会让自己和更多同志暴露，唯有将计就计，深入虎穴，才能为抗战争取更大胜机。于是，他开始扮演“汉奸”的角色。
白天，他与日伪军推杯换盏，夜里，他出入青楼，谈笑风生，仿佛彻底沉沦于声色犬马。甚至连新四军内部的联络员，都一度以为他真的叛变，愤怒地向组织报告：“周迪道已经变节，不可信任！”
但这一切，都是周迪道的障眼法。他利用日军对他的“信任”，暗中联络了数名被捕的地下党员，组建了代号“400”的反间谍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表面上是宪兵队的密探、联络员，实则在隐蔽战线上为新四军传递情报、营救同志。
小组成员中有周斯明，化名周列平，曾是《新浙东报》南山办事处主任；有冯禾青，化名马鹤九，原本在慈南坚持地下工作；还有王福林，化名王福舟，擅长策反伪军。他们用化名掩护身份，用代号联络彼此，在日军眼皮底下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
周迪道的伪装近乎完美。他故意向日军泄露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比如早已废弃的新四军据点位置。每次日军兴师动众地前去“扫荡”，却总是扑空，他便装出一副懊恼的样子，叹息“功亏一篑”。铃木政一虽老谋深算，却也渐渐放松警惕，甚至开始称赞周迪道“够义气”。
而周迪道则趁机窃取日军的军事部署、粮仓位置等关键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到四明山根据地。这些情报帮助新四军提前转移，避免了多次重大损失。
1944年秋，上海地下党为浙东游击队筹到了一批制作手榴弹的火药，急需运到宁波。然而，日军对宁波的封锁密不透风，火车站、码头处处是盘查的宪兵，稍有不慎便是杀头之罪。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到了周迪道肩上。
他没有犹豫，找到铃木政一，笑眯眯地说：“太君，我妻子想去上海见见世面，能否带她同游？”铃木正一恰好也计划带夫人去上海游玩，欣然应允，浑然不知自己已被周迪道的“局”套住。
周迪道的“妻子”莫奇，实际上也是一名地下党员，两人假扮夫妻多年，配合默契。他们抵达上海后，迅速与地下党接头，将火药装进一只普通的手提箱，上面盖了几件女式衣裳伪装。在返回宁波的火车站，宪兵逐一检查旅客行李，周迪道却镇定自若。他故意咳嗽一声，朝检查的士兵使了个眼色，低声说：“这是带回的土特产，兄弟们辛苦了。”
士兵会意，以为是惯常的走私货物，挥手放行。手提箱里的火药，就这样在日军眼皮底下被运到宁波，顺利交到游击队手中。这批火药后来被用于制作手榴弹，在多次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周迪道的400反间谍小组，在隐蔽战线上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不仅传递了大量情报，还成功营救了多名被捕的地下党员，比如《新浙东报》的发行员陈婕和张黎，分别代号“407”和“408”。他们潜伏在伪政治保卫局，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情报，为抗战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400小组的成员无一人暴露，甚至还策反了数名日军密探，成为抗战史上最为成功的潜伏小组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周迪道的400反间谍小组隶属于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直接受浙东区党委领导。小组成员多为被捕后假意投降的地下党员，他们利用日军宪兵队的信任，执行了多项高风险任务，包括破坏日军“清乡”计划、保护地下联络点等。
此外，类似400小组的隐蔽战线工作，在抗战期间并非孤例。中共在上海、北平等地也建立了多个情报网络，如潘汉年的上海情报系统，通过渗透和策反获取了大量日伪军情报。这些隐秘战线的斗争，与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相辅相成，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