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返程时绕道去趟山西祁县乔家堡，为的就是见一见乔致庸。他一身便服平易近人，不等乔行礼，便抓住乔致庸的手，叫了一声“亮大哥”。 左宗棠，1812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家境清贫，父亲靠教书糊口。他6岁入私塾，1827年考入长沙城南书院，埋头苦读，常抄写经史到深夜。1832年中举人，却三次会试落榜，索性弃考，钻研兵法、农学。1836年，他在醴陵渌江书院讲学，结识两江总督陶澍，入其家教书八年，遍读藏书，编农学专著。1848年湘阴水灾，他倾尽家财赈灾，亲自背米分发。 1852年太平军围长沙，他应湖南巡抚之邀入幕，筹划军务，绘制防御图，助守城三月退敌。1866年任闽浙总督，创办福州船政局，建马尾船厂，培养海军人才。1875年，朝廷命其督办新疆军务，时年六旬，他抬棺出征，历经六年，收复新疆全境，保住西北边陲。 乔致庸，1818年出生于山西祁县，乔氏家族第四代掌门人。十六岁接手家业，凭诚信与胆识，将乔氏票号“大德通”扩展至全国，商号遍布南北。他讲究义利兼顾，生意做得大，却不忘家国。晚清动荡，他多次资助清廷军务，尤以支持左宗棠西征最为人称道。乔氏票号以银票兑换闻名，覆盖全国商贸网络，堪称近代金融雏形。他立志“汇通天下”，不仅为商，更为国泰民安。 1874年，左宗棠西征军粮饷短缺，朝廷国库空虚，拨款迟迟不到。山西商帮因战事风险大，纷纷推脱，不愿垫资。乔致庸闻讯，果断抵押祖宅，盘点库银，筹措两三百万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乔氏全部现银的二十倍，风险极高，若战事失利，可能招致抄家之祸。他挨家游说晋商同行，却多遭冷眼，有人装病，有人躲避。他怒斥这些商贾只知囤积财富，毫无担当。 家中女眷变卖首饰，连儿媳嫁妆都典当一空。一次运银途中，商队遇土匪袭击，乔致庸亲率护卫，保住银车。他写信给左宗棠，承诺只要清军所到之处，乔氏票号必兑银两。清军每攻下一城，乔氏商队便设分号，杏黄色“大德通”旗帜随军飘扬。士兵凭银票随时兑换粮饷，保障了军需供应。这种金融支持，让清军成为历史上首支远征不缺饷的部队。俄国军官在伊犁集市见清兵用银票买羊肉，惊愕不已。 1881年秋，左宗棠自新疆凯旋，途经山西，特意前往祁县乔家堡拜访乔致庸。他穿布衣，戴瓜皮帽，未带随从，独自走进乔氏祠堂。乔致庸闻讯迎出，尚未行礼，左宗棠紧握其手，喊了声“亮大哥”。二人对坐，桌上仅一壶清茶。左宗棠取出“福种琅嬛”匾额，亲手挂于祠堂，以示感激。 七年前，乔致庸的银子救了西征军。乔氏票号随军设点，银票通行西域，戈壁荒漠中，清军凭票兑银，军心稳固。账册显示，乔致庸垫付至少六百万两，耗尽家财，却分文利息不取。他只求银票惠及百姓，助商贸流通。这场会面，凝结了一商一将的家国情义，彰显了晋商的胆识与担当。 西征胜利后，乔氏票号声誉大涨，业务遍及大江南北。乔致庸继续经营商号，银票通行民间，商贸网络更加稳固。左宗棠返京后，次年病逝于福州，享年七十三。临终前，他嘱咐幕僚勿忘乔氏大义。 乔致庸掌管票号至1907年去世，享年八十九。乔家大院保留“福种琅嬛”匾额，祁县民间流传一句粗话：“没乔老爷的银子，左大人抬不动新疆的土。”这话虽糙，却点明真相：若无乔致庸冒险垫资，左宗棠的西征难以为继。这段佳话，展现了商贾与将帅同心为国的气魄。乔致庸赌上的不仅是家财，更是信念，坚信这片土地值得守护。左宗棠与乔致庸的交集，恰如算盘与刀剑碰撞，点燃了晚清史上的一抹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