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进行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

1999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进行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1999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案件，主角是褚时健。这位曾被誉为“亚洲烟草大王”的人物，在71岁时站上了被告席。检察机关指控他在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期间，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和30万美元，同时还有400万的违规收入。面对这些指控，褚时健在最后陈述中说：“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这番话简短却掷地有声，既承认了部分过失，又坚决否认了更严重的指控，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褚时健是谁？他1928年出生在云南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里穷得叮当响。1942年，他14岁那年，父亲因工伤去世，临终前把家里的酒坊和一家人的生计交给了他。少年褚时健没得选，只能硬着头皮扛起责任。他每天忙着搬粮食、熬酒，硬是靠着韧劲把酒坊撑了起来，家里的日子也慢慢有了起色。这段经历让他早早学会了吃苦和坚持，也为他后来的人生打下了基础。 到了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他被调到玉溪卷烟厂当厂长，那时候厂子已经快倒闭了，工人连工资都领不到。他没抱怨也没退缩，直接争取机会去美国考察，学人家怎么搞烟草生产。回来后，他引进先进设备，改进生产流程，还跑去云南各地推烟叶种植，从源头抓质量。几年下来，玉溪卷烟厂从一个破厂子变成了年产值超200亿的大企业，“红塔山”香烟成了家喻户晓的牌子。褚时健也因此名声大噪，被捧上了“亚洲烟草大王”的宝座。 可好景不长，1999年的审判把褚时健拉下了神坛。那次庭审中，他被指控的受贿金额高达数千万，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拿那些钱，只承认了400万的违规收入。这400万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属于管理上的失误。当时国企里这种“多发奖金”的现象不算稀奇，但这么大的数额，还是让人咋舌。褚时健坦然认错，说无论怎么判他都接受，可对受贿的指控，他死活不认。这态度让人既佩服又疑惑：他到底是真清白，还是在硬撑？ 这场审判不只是褚时健个人的转折点，也暴露了当时国企管理中的不少问题。比如，权力太集中，监督不到位，奖金发放没个准谱，这些漏洞让很多人钻了空子。褚时健的400万违规收入，正是这种乱象的一个缩影。至于那几千万的受贿指控，虽然他不承认，但法庭最终还是判了。1999年，他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因为表现好减到17年有期徒刑。2002年，他因病保外就医，算是提前结束了牢狱生活。 出狱时，褚时健已经74岁了。换成别人，可能就想着安稳养老了，但他偏不。他跑去承包了2400亩荒山，开始种橙子。他把在烟厂攒下的管理经验用在果园里，挑好的果苗，管严质量，硬是把“褚橙”种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这事儿挺励志的，一个70多岁的老头子，从头再来，还能干出名堂，确实让人服气。 不过，褚时健的故事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他在玉溪卷烟厂的成就没得说，把一个破厂子带成行业龙头，功劳实打实。可1999年的案子，也确实给他的人生抹上了污点。那400万违规收入是他自己认的，管理上的问题跑不掉。至于受贿的部分，他不认，法庭却定了罪，真相到底怎样，外人不好下结论。有人说他是个能人，晚年种橙子证明了他的本事；也有人觉得他当年在烟厂太强势，手握大权难免出事。 褚时健2019年去世，活了91岁。他这一辈子，像过山车似的，从穷小子到烟草大佬，再到被告席，最后靠种橙子翻身，跌宕起伏得让人感慨。他的经历，不光是他个人的故事，也反映了咱们国家发展中的一些阵痛。那时候国企改制，经济腾飞，机会多，问题也不少。权力怎么管，财富怎么分，道德底线在哪，这些问题到现在还在讨论。褚时健的案子，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回过头看，他的事业巅峰和法庭低谷，都跟那个时代脱不开关系。他在烟厂的成功，靠的是眼光和胆识，可管理上的漏洞也埋下了隐患。那400万违规收入，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不少国企的通病。至于受贿指控，他不认账，但法律定了罪，这中间的争议，可能永远是个谜。晚年的“褚橙”，则是他不服输的证明，一个老人家还能东山再起，确实挺硬气。 褚时健的故事，说到底，是成功和失败掺在一起的。他不是完人，有功也有过，评价起来得分两面看。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能爬多高，也能跌多深，但关键是摔下去还能不能爬起来。他的经历接地气，跟咱们普通人一样，有苦有甜，有对有错，没那么多光环，也没那么多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