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名老人在参加宴会时，惊奇地发现一副皮手套上的图案，竟然是自己当年给儿子刺的纹身，要知道这可是一副人皮手套！ 德国历史中，纳粹时期涌现出许多残暴人物，其中伊尔莎·科赫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她出生于1906年，在德累斯顿长大，早年当过打字员，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6年，她嫁给卡尔·奥托·科赫，后者后来成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指挥官。她随丈夫进驻营地，负责监督女囚。布痕瓦尔德营从1937年建立起，关押了超过25万囚犯，其中5万多人丧生。科赫夫妇在这里掌权期间，营地成为人间地狱。囚犯们被迫劳作，修建道路和工厂，许多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科赫本人被囚犯称为“布痕瓦尔德的婊子”，因为她经常巡视营地，挑选看起来不顺眼的囚犯进行惩罚。战后审判记录显示，有证人指控她命令鞭打囚犯，甚至骑马巡视时用鞭子抽打他们。这些行为反映出纳粹体制下普通人如何变成施暴者。她没有正式职位，却利用丈夫的权力作恶。历史学家指出，这种女性参与者往往被用来宣传纳粹的极端意识形态。 科赫夫妇的腐败行为甚至让纳粹高层不满。1941年，卡尔·科赫被调到马伊达内克营，继续他的暴行。但在1943年，两人因贪污和私杀囚犯被党卫军逮捕。卡尔被处决，科赫则被关押到战争结束。盟军解放布痕瓦尔德时，发现营地病理部门有剥取纹身皮肤的痕迹。医生埃里希·瓦格纳曾写论文，研究纹身与犯罪的关联，他下令收集囚犯皮肤作为样本。这项活动从1940年开始，涉及数百张皮肤，被加工成标本送往柏林。战后，盟军拍照记录了这些物品，包括灯罩和书皮，但实物在审判中未被呈堂。科赫被指控下令杀害纹身囚犯，以获取皮肤做私人收藏品。证人约瑟夫·阿克曼和古斯塔夫·韦格尔在1950年作证，看到皮肤被制成灯罩送给她。这些指控让科赫成为媒体焦点，报纸称她为“人皮夫人”。然而，审判中缺乏直接证据，美国将军卢修斯·克雷在1948年减刑时表示，没有确凿证明她拥有用人皮物品。 1947年，在达豪审判中，科赫被判终身监禁，但次年减为四年。她出狱后，西德当局重新逮捕她。1951年1月15日，阿格斯堡法院再次判她终身监禁。这次审判聚焦于她在营地的虐待行为，包括命令杀害囚犯和收集皮肤。检察官描述她挑选纹身囚犯，命令剥皮做手套和钱包。历史记录显示，布痕瓦尔德的病理室确实有这种实践，皮肤被鞣制后用于“科学”目的。但科赫备受争议。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故事部分源于盟军宣传，以突出纳粹残暴。战后德国社会需要这样的象征来面对过去。科赫在狱中生下第四个孩子，父亲不明。她一直否认指控，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妻子。监狱生活让她逐渐崩溃，1967年9月1日，她在牢房上吊自杀，年仅60岁。她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留下的疑问仍多。 关于人皮物品的传说源于布痕瓦尔德解放时的发现。盟军士兵看到病理室的皮肤标本，包括带有纹身的片段。这些被拍照并在纽伦堡审判中展示。媒体报道称，科赫收藏了用皮肤做的日常用品，如手套。有一个流传的故事，说一个母亲在战后聚会上认出儿子手背纹身出现在手套上。这反映了纳粹暴行的个人影响，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却不知下落。历史研究显示，纹身收集是系统性的，由党卫军医生主导，用于种族主义研究。瓦格纳的论文分析了数百例，称纹身为“低等文化”标志。囚犯们被迫脱衣检查，纹身者往往被选为实验对象。战后，奥斯维辛和其他营地也报告类似实践，但布痕瓦尔德最有名。2020年，奥斯维辛博物馆确认一个相册用布痕瓦尔德人皮装订，证明这种行为存在。尽管科赫否认，她的名字永远与这些恐怖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家亚历山德拉·普日比拉在书中分析，这种指控帮助盟军塑造纳粹形象，但也夸大了个别角色。 战后审判不仅是惩罚，还涉及历史叙事。科赫的案子在1950年国会调查中被审视，美国议员质疑减刑决定。秘书肯尼斯·罗亚尔承认，媒体夸大其词，但她确实犯下可惩处的罪行。西德法庭收集了更多证词，包括囚犯描述她巡视时挑选受害者。一个人皮手套的故事虽未被证实，却象征了无数家庭的悲剧。许多母亲在战后寻找儿子下落，只剩回忆。纹身本是个人表达，却成为死亡标记。纳粹利用它强化优生学理念，视纹身为堕落象征。布痕瓦尔德幸存者回忆，皮肤被剥后送往柏林，用于党卫军学院教学。这种“科学”伪装掩盖了纯粹的残暴。科赫作为女性被告，吸引了更多关注，媒体称她为“堕落女人”。她的审判帮助德国面对过去，建立新秩序。但历史也提醒，宣传有时扭曲事实，需要谨慎辨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