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 20 克极为珍贵的蛔蒿种子，并将其均分为 4 份，分别送至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这四个国营农场展开试种工作。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2年，一个特殊的年份，一包仅重二十克的植物种子，从苏联经过层层护送，抵达了新中国的土地，它不是粮食作物，也不是观赏植物，却被视为关乎亿万人健康的希望。 这些种子叫蛔蒿，对当时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在新中国公共卫生的历史进程中，它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百废待兴，公共卫生却是摆在面前的棘手难题，那时蛔虫病几乎成为全民性疾病，尤其是农村地区，调查数据显示，儿童感染率一度高达七成以上。 蛔虫潜伏在肠道里，吸走了孩子们本就有限的营养，许多小学生面黄肌瘦，常常因为肚子疼而弯着腰在课堂上难以坚持，严重者还会发生肠梗阻，甚至危及生命。 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偏方，有的用醋，有的用蒜，但往往收效甚微，进口驱虫药虽有一定效果，但价格昂贵，普通家庭几乎无力承担，驱蛔虫，成了国家必须正面解决的民生难题。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他们靠近北极圈的地区，一种名为蛔蒿的植物被发现含有α-山道年成分，能够有效麻痹蛔虫，双方经过协商，这批种子被引进中国。 当它们抵达北京时，科研人员如获至宝，二十克，换算下来不过是一小撮芝麻的分量，却承载了无数家庭的健康与希望。 种子被严格分装在玻璃瓶里，平均分为四份，随后分别被送往呼和浩特、大同、西安和潍坊的国营农场，任务带有极高的机密性，负责押运和种植的人心知肚明，不能有丝毫闪失。 种子的命运并不顺利，呼和浩特的气候干冷，土壤条件不利，播下的种子迟迟没有发芽，大同则受煤尘和复杂环境的干扰，植株成活率极低，西安虽然气候温和，但土壤湿度和养分不适配，幼苗长得有气无力。 三地的试种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转机出现在山东潍坊，那里的平原土质疏松，水源条件良好，科研人员小心翼翼地管理每一块试验田，经过两年多的摸索，终于在1954年迎来了第一批成功的蛔蒿植株，潍坊的成功，意味着中国第一次真正掌握了这种特殊药用植物的生长规律。 有了原料，接下来的任务是将其转化为可服用的药物，α-山道年虽能有效驱蛔，但味道极苦，儿童难以下咽，科研人员经过反复实验，把提取液与糖浆混合，制成层层叠起的小塔状糖果。 这就是后来在全国广为人知的“宝塔糖”，它外形新奇，颜色鲜艳，吃起来有甜味，掩盖了药物的苦涩，孩子们拿到这种糖果时，往往以为是一种奖励，殊不知这是一种巧妙伪装的驱虫药。 宝塔糖的问世，迅速掀起了一场全民范围的公共卫生行动，在学校、在乡村卫生站，孩子们排队领取，一颗颗宝塔糖送入口中，它的疗效很快显现，蛔虫病的发病率大幅下降，儿童的身体素质明显改善。 许多家长欣喜地发现，孩子的胃口变好了，脸色红润了，精力也比以前充沛，宝塔糖不只是药，更成为新中国早期公共卫生体系的一部分，它象征着国家对下一代健康的关注，也见证了科学与民生紧密结合的努力。 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潍坊以及周边的安丘、昌邑等地逐渐成为蛔蒿的主要产区，上万亩的种植基地支撑了全国范围的生产，那段时期，宝塔糖几乎家喻户晓，它的存在，让儿童驱虫不再是恐惧的过程，而变成了一种甜蜜的记忆。 进入八十年代，农村的卫生条件明显改善，自来水普及，厕所条件提升，群众的健康意识逐渐增强，蛔虫感染率直线下降，与此同时，更加高效、安全、广谱的驱虫药物问世，它们无需依赖特定植物作为原料，且剂量明确、服用方便。 与之相比，宝塔糖的局限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原料种植要求苛刻，遇到连日阴雨就可能颗粒无收，加之山道年本身有一定毒性，无法长期大剂量使用，宝塔糖在医学上的优势逐步丧失，最终在新的药物普及后，宝塔糖退出了历史舞台，蛔蒿种植也随之终止。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缺乏完善的种质资源保存机制，蛔蒿在农田之外无法自然存活，当最后一批作物枯萎后，这种植物几乎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它没有留下系统的标本，也未能进入现代植物资源库，只在零散的文献中留有记录。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方志四川《【记忆】消失的“宝塔糖”：几代人的甜蜜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