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新疆乌鲁木齐，男子到烟酒行买了2瓶飞天茅台酒准备宴请朋友，共花了5400元。可朋友喝了酒后，怀疑酒是假的，于是让男子去举报烟酒行，后经鉴定果然是假酒，于是男子将烟酒行告上法院，要求返还5400元购酒款并赔偿54000元。一审法院支持了退一赔十的请求，但二审法院却发现了重大问题。 信源：极目新闻——一男子多次购买假茅台后索赔十倍赔偿，法院：退还酒款，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一笔五万四千元的赔偿金，从天而降，又凭空消失了？这件奇事就发生在乌鲁木齐。 市民刘某在2024年3月花5400元买了两瓶茅台，喝起来却感觉寡淡无味，一怒之下将商家郭某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的判决干净利落。依据《食品安全法》中惩罚假冒伪劣食品的条款，判决商家“退一赔十”。郭某不仅要退还5400元购酒款，还需额外赔偿54000元。这个结果，对任何一个买到假货的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结果这个故事就在二审时就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意外。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那笔高额赔偿金被完全撤销，商家只需退还本金。从获赔近六万到只拿回本金，变化如此之大，原因何在？法院的焦点，已经从那两瓶假酒，转移到了买酒的刘某身上。 法律保护的是消费者，但谁才是法律意义上真正的“消费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此划定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将高额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对象，严格限定在“为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的人。 刘某声称买酒是为了招待重要朋友，这听起来完全符合生活消费的定义。但法院在深入调查后发现，他的行为模式与这个说法存在巨大出入。他并非第一次购买茅台并索赔，在乌鲁木齐已有多家商铺的类似记录。 更关键的细节是，他每次购买都进行了全程、细致的录像。从进店、选购、支付到封存，整个过程被完整记录下来，手法娴熟，证据链完整。这种系统化的操作，显然超出了一个普通人为朋友聚餐购酒的范畴，更像一场有预谋的索赔行动。 而二审的法院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认定刘某的主要目的并非生活消费，而是通过诉讼获取十倍赔偿来牟利。因此，他并不符合启动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消费者”身份，也就无权获得那54000元。 当然，法律并未完全堵死“知假买假”的路。在北京通州法院处理的另一起案件中，金某某同样是知假买假，购买了两瓶假冒白酒并索赔，最终获得了法院“退一赔十”的支持。两案结果迥异，关键就在于“度”的把握。北京法院认为，仅购买两瓶酒，尚在“合理消费范围”之内，而刘某高频次、模式化的行为，则清晰地指向了“职业”索赔。 其实法院的态度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问题在不断调整。在过去，职业打假行为普遍受到司法支持。法院看重的是其客观上净化市场、震慑不法商家的积极作用，对售假行为的惩处被放在了首位。 但当索赔变成一门生意，甚至形成产业链时，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大量的同质化诉讼涌入法院，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一些行为也开始游走在维权与敲诈勒索的边缘，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乌鲁木齐中院的判决，正是这种司法审慎转向的体现。它标志着法院的审查，开始从单纯审查售假的结果，进一步延伸到审视索赔者的动机。法律工具的适用，正在变得更加精准，以防止被滥用。 这纸判决为职业索赔行为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红线。法律的慷慨，是为了弥补真实消费者的损失，而不是为某些人提供一条致富的捷径。维权值得鼓励，但将维权作为一门生意来经营，则可能失去法律的保护。 对广大商家而言，这无疑也提供了新的思路。除了保证自身货源清白、做好进货查验这一根本，在面对高额索赔时，主动去调查和证明对方的“非消费者”身份，已经成了一种有效的抗辩手段。 这并非否定公众监督的价值，更不是为售假行为开脱。它只是在努力确保，法律这把武器，能准确地交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中。最终的目标其实很简单：让商家能安心诚信经营，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放心购物。 但也有网友认为，就算是刻意打假也是要支持的，毕竟商家知假卖假就是错，商家担责没毛病，严惩卖假和造假的才是根本，那么你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