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内地女子在澳涉嫌诬告强奸”的新闻引发关注。根据澳门媒体2025

近日，一则 “内地女子在澳涉嫌诬告强奸” 的新闻引发关注。根据澳门媒体 2025 年 1 月 2 日报道，一内地男子 2024 年年中在澳门娱乐场结识一内地女子，双方曾发生性关系。 2024 年 12 月 27 日，两人再约于路氹区娱乐场赌博，次日凌晨在女子下榻的酒店房间发生性行为，29 日凌晨因赌资争执，女子报警称遭强奸。 澳门司警调查后认定，这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诬告。 酒店走廊的监控录像成为关键证据之一。画面显示，事发当晚两人挽手进入房间，过程中无推搡反抗；房间内的物品摆放整齐，没有打斗痕迹；法医鉴定也未发现女子体表有暴力所致的损伤。 这些细节与 2024 年 6 月另一桩案件形成奇妙的呼应 —— 当时内地女大学生张兰与男友李俊在澳门游玩，因对方未兑现送礼承诺，竟报警称被强奸，最终同样因证据不足被移交检方。 两起案件相隔半年，却共享着清晰的因果链条：经济诉求落空，继而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施压。 这种 “以罪名为筹码” 的逻辑，在跨境司法实践中屡屡碰壁。 2023 年，一名内地女子在新加坡诬告他人强奸，当地警方不仅调取了酒店房卡记录、电梯监控，还还原了双方的通讯记录，最终以 “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 判处其入狱五周。 新加坡《刑法典》第 211 条对诬告罪的量刑与澳门刑法典第 329 条高度相似，后者明确规定：“明知所归责之事属虚假而检举他人犯罪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若造成被诬告者名誉受损，还需公开判决以恢复其名誉。 这种刚性的法律条款，构筑起防范诬告的第一道防线。 反观内地，最高检 2024 年 2 月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伙犯罪团伙半年内七次诬告强奸敲诈勒索。他们故意引诱男性发生性关系，制造抓痕后报案，再以 “出具谅解书” 为由索财。 该案的侦破颇具戏剧性 —— 过于频繁的报案引起警方警觉，最终通过聊天记录和资金流向锁定证据。 这类案件暴露出的，是诬告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一旦成功，可轻松获取巨额财物；即便失败，也可能以 “认知偏差”“情绪激动” 为由减轻责罚。 澳门司警的侦查规程提供了另一种范本。 在 2024 年 12 月的案件中，警员不仅核查了双方的通讯记录、资金往来，还走访了娱乐场员工，还原两人争执的具体内容；针对女子声称 “被胁迫” 的说法，逐一比对其行动轨迹与陈述的矛盾点。 这种近乎严苛的证据审查，让诬告者的 “剧本” 难以奏效。正如澳门检察院发言人在案情通报中所说：“每一起性侵指控都值得严肃对待，但严肃对待不意味着放弃对真实性的核验。” 诬告强奸的社会危害远超个案本身。 对被诬告者而言，即便最终洗清嫌疑，也可能在调查期间承受失业、亲友误解等压力；对司法系统来说，虚假报案会占用大量警力资源，延误对真实犯罪的打击；更深远的是，它可能削弱公众对性侵受害者的信任，让真正的受害者在报案时面临更多质疑。 2024 年 6 月张兰案中，李俊虽未被起诉，但社交媒体上的恶意揣测持续了数月，其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法律的意义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预防。澳门刑法典对诬告罪的严格规制，新加坡法院对类似案件的量刑，本质上是在划定行为边界：以刑事罪名报复他人、索取利益，必须付出相应代价。 这种明确的预期，能有效遏制 “试试看” 的侥幸心理。就像 2024 年 12 月案件中的涉事女子，在接受讯问时坦言 “以为报警后他会怕麻烦赔钱”，却没料到澳门司法机关会如此较真。 从娱乐场的初识到酒店房间的争执，从报警时的声泪俱下到面对证据时的沉默，这起案件的每个环节都在提醒：法律不会容忍以谎言为武器的伤害。 无论是澳门的司法实践，还是新加坡的判例，抑或内地对敲诈勒索团伙的打击，都在传递同一个信号：性侵是严重的犯罪，但诬告同样不可饶恕。 参考来源： 澳门法院又上大分！女子诬告强奸被抓——哔哩哔哩 大陆女子诬告男友强奸，被澳门抓捕判刑——遵义律师李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