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的责任与个人的欲望之间，广东一名男子的选择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他在妻子怀孕期间，因耐不住寂寞与一女子进行非法交易，却在事后突发疾病昏倒在厕所。女子与其男友将他抬上床后便匆匆离开，最终男子不幸身亡。男子家属将该女子告上法庭，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并索赔 140 万元。这场因越界行为引发的纠纷，法院的判决揭示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考量。 35 岁的陈某与妻子结婚 5 年，2024 年初，妻子怀有身孕，一家人正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然而，陈某却因妻子孕期无法满足其生理需求而心生邪念。2024 年 5 月的一天晚上，他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上了 23 岁的女子李某，双方约定以 2000 元的价格进行非法交易，并在陈某租住的公寓内见面。 据李某事后向警方陈述，当晚两人完成交易后，陈某称身体不适，独自去了厕所。大约十分钟后，李某听到厕所传来 “咚” 的一声闷响，进去查看时发现陈某已昏倒在地，脸色苍白，呼吸微弱。李某顿时慌了神，立刻打电话给男友张某，让他赶来帮忙。 张某赶到后，见陈某情况不妙，提议拨打急救电话，但李某担心事情败露，影响自己的生活，坚决反对。两人商量后，合力将陈某抬到卧室的床上，见他还有微弱气息，便迅速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公寓。临走前，李某还拿走了桌上的 2000 元交易款。 第二天中午，陈某的妻子联系不上丈夫，赶到公寓后发现陈某已无生命体征，遂报警。经法医鉴定，陈某系突发心肌梗塞死亡，死亡时间距其发病约 6-8 小时，若能及时救治，有较大概率挽救生命。 痛失丈夫的陈某家属认为，李某及其男友张某对陈某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同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索赔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 140 万元。 陈某家属的代理律师提出，李某在发现陈某昏倒后，明知其生命垂危却未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反而与男友将其抬上床后离开，属于 “见死不救”，主观上存在放任陈某死亡的间接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在民事赔偿方面，李某的不作为导致陈某错失最佳救治时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李某的辩护律师则辩称，李某与陈某之间是非法交易关系，她在发现陈某昏倒后确实存在慌乱，但并非故意不施救。两人将陈某抬到床上，已尽到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且李某并非专业医护人员，无法准确判断陈某的病情严重程度。从刑事责任角度，李某没有杀人的故意，不构成犯罪；民事赔偿方面，陈某的死亡是自身疾病导致，李某最多承担次要责任。 张某的律师补充道，张某到达现场时陈某已昏倒，他对整个事件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法律解析：救助义务的边界与责任认定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重点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分析：一是李某是否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二是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民事侵权。 从刑事责任来看，根据《刑法》第十四条，故意犯罪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本案中，李某与陈某系非法交易关系，这种关系本身不受法律保护，但李某在发现陈某昏倒后，是否负有法定救助义务成为关键。 法律规定的救助义务通常源于法律明文规定、职务或业务要求、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以及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李某的非法交易行为虽属违法，但该行为本身并未直接导致陈某发病，因此不能认定其负有先行行为引起的法定救助义务。此外，李某并非专业医护人员，无法预见不救助会导致陈某死亡的必然结果，其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最终，公安机关以 “没有犯罪事实” 为由，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在民事责任方面，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认为，李某在发现陈某生命垂危时，虽无法定救助义务，但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应当采取合理的救助措施。她因担心事情败露而未拨打急救电话，存在一定过错，该过错与陈某的死亡存在间接因果关系。 法院判决：不构成犯罪，承担部分民事责任 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驳回陈某家属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请求； 李某在民事赔偿中存在一定过错，判决其赔偿陈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 15 万元； 张某对陈某的死亡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 判决书中明确：“陈某的死亡主要系自身疾病所致，其从事非法交易的行为是引发悲剧的重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李某在发现陈某昏倒后，未及时采取有效救助措施，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但该过错并非导致陈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故其赔偿比例不宜过高。” 陈某家属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李某最终履行了赔偿义务，这场因非法交易引发的悲剧尘埃落定。 这起案件给人们带来了深刻的警示。陈某在妻子怀孕期间进行非法交易，不仅违背了婚姻的忠诚义务，也为自己的生命埋下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