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冬天，上海长宁区一栋老式红砖楼里，年轻的李爱珍裹着厚棉袄，哈着白气，蹲在实验室里调试一台老旧的真空镀膜机。 窗外广播正高喊着“大跃进”的口号，室内却冷得手指都快冻僵。实验室没有供暖，水泥实验台上摆着几台破旧仪器，连液氮冷却装置都是她和同事用废铁皮自制的。 她咬着牙，一次次调整参数，手指被冻得通红，却不敢停下——因为她知道，这台机器里正在孕育中国第一个砷化镓样品。 那天深夜，煤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她终于看到仪器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成功了！那一刻，她激动得几乎落泪。 这块小小的半导体材料，像一束光，照亮了中国科技自力更生的希望。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只是她漫长征途的起点。那时的她，怎会料到，未来她会面对更大的困境，甚至连“忠诚”都被质疑？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李爱珍站在匹兹堡机场，紧握着一张单程机票和一箱珍贵的技术资料。 送行的同事泪眼婆娑，挥手告别。她心里五味杂陈——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她将前往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分子束外延（MBE）技术。 但临行前，政审会上刺耳的声音却像刀子一样扎心：“她有华侨背景，去了美国还能回来吗？会不会叛逃？” 面对质疑，她的导师王守武拍案而起：“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如果李爱珍不回来，我辞去所长职务！”这句话，给了她莫大的勇气。她暗下决心：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把技术带回祖国。 在美国，她每天工作16小时，实验室成了她的家。导师杜威恩·霍夫曼曾回忆：“她总是带着中国茶叶和大家分享，但从不提自己的辛苦。” 两年后，她带着满满的技术笔记和一颗滚烫的赤子心，毅然回国。然而，迎接她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更大的挑战。 1982年，李爱珍回到上海微系统研究所，迎接她的是一间破旧的实验室——没有先进设备，没有充足经费，连一台像样的分析仪都要通过香港转运，才能绕过技术封锁。她没有抱怨，卷起袖子就干。 她带着团队，用最原始的工具，自制液氮罐，用手摇计算机计算数据。墙上挂着“自力更生”的标语，成了他们唯一的信念。 1983年，中国首个分子束外延（MBE）实验室终于建成。那天，她俯身调试显微镜，齐耳短发下是一双专注的眼睛。 学生们回忆，李爱珍常说：“院士只是名片，实验数据不会骗人。”她用21项专利，打破了美日对半导体技术的垄断，让中国中红外激光器的精度提升到纳米级，甚至应用到北斗导航卫星的热控系统。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1999年、2001年、2003年，她三次申请中科院院士，却一次次落选。 2003年第四次落选时，同期某白酒品牌首席科学家却当选院士，学界一片哗然。面对质疑和不解，她只淡淡一笑：“评不上说明我水平不够，我只管继续做事。”但谁能懂，她内心的失落和坚持？ 2007年，美国国家工程院的当选通知传来，李爱珍的名字响彻国际。她被誉为“推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在光电子领域应用的先驱”。面对采访，她却说：“我在美国有房有车，但我的实验室在中国。这里的学生需要我，中国半导体需要人铺路。” 晚年的她，依旧住在上海一间简陋的寓所里。书桌上堆满学生论文，她常通宵达旦为学生修改，甚至自掏腰包为贫困学生订牛奶。学生们尊称她“李先生”，不仅因为她的学术成就，更因为她的无私与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