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谈起中国的女权运动，都以为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产物，直到民国十一、二年后，北平、上海等地才有女权运动团体的公开组织。而张竹君则早在民国前十二年，已经从事提倡女权，在当时的报纸上公开讨论与宣布了。同时，她在光绪二十七年已在广州自己一手创办了育贤女学，更在中国各地开风气之先，比之清廷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章程的时间，还早了六年。即较之张百熙之奏定男学堂章程，也早了一年，可见其眼光之独到。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就说：“辛丑（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壬寅间，女医师张竹君在河南（广州地方）南福医院开演说会，倡办育贤女学，为广东女学之先声。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胡汉民与程子仪、朱通儒三人赞勷最力，《岭海报》不啻为张之宣传机关……”又说：“……时《羊城报》记者莫任衡有《驳女权论》一文，胡汉民因与张竹君相善，张素以提倡女权自命，汉民乃访《亚洲报》主笔谢英伯，相约拥护女权，同向《羊城报》反攻，英伯极赞成之。” 张竹君的志向并不只是行医，她在医室之外，复设福音堂一所，常在周末登坛演讲，“每讲学时，未尝不痛惜抚膺[yīng]，指论时事，慷慨国艰也。”而对于女权思潮，她认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其争权之法，“不外求学”，而所求之学“又不当为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各免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 1904年4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合群”的方式摆脱男性的压制。她还写了一篇长文刊登于同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的《警钟日报》，文章细数中国女性所身受的十一种“险境”，进而从女性自身出发，指出“险境”的原因，在于“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于是她想联合大群体以求女性自决和独立，她说：“鄙人窃不自揣，志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举此十一险者殳夷而平荡之，永不留此恐怖之境遇于吾同种。” 在张竹君青年的时候，社会上犹盛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等之类的旧道德观念，但她却不以为然，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据她后来跟陆丹林追述早年的情景：她出外，常坐着三人抬走、没有轿帘的藤兜。头上梳了一条“大松辫”，脚上穿了一双青缎面学士装鞋，有时并把两脚向前踏在轿杠上，人身和脚差不多成了一字形。这样姿势，本来很不雅观，尤其在热闹的市街，往来穿插，前呼后拥，一般人见着，多目逆而送，或者加以蔑视的不良批评。她是满不在乎，而处之泰然的。她对陆丹林说：“人生要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辫，穿学士装鞋，妇女为什么不可以！男子坐藤兜（轿子），可以把脚提高，踏在杠上，妇女为什么做不得！做了，又讥评她是‘男人婆，招摇过市。’我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一切以身作则，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把不平等的旧思想、恶习惯，彻底扫除。那些头脑冬烘，思想陈腐的礼教奴隶，我要和他们搏斗，替女同胞杀开一条新路。那么，任何非讥诋谤，任何耻辱牺牲，我都是不管的。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劣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