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女孩在5岁时，父母就把一套房子登记在她名下。父母离异后，父亲成了她的监护人。然而，在女孩14岁时，父亲偷偷以女儿“代理人”身份，和自己签了份“赠与合同”，把女儿价值千万的房子“送”给了自己！紧接着，他火速过户、转手卖给他人，套现1160万。多年后，女孩成年归来发现“家”没了，愤而将父亲告上法庭，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1160万元。庭审中，父亲辩称钱花在了女儿留学和付前妻补偿上。但法院判决出乎意料。 据闽南网8月7日报道，二十三岁的小王（化名）从海外留学归来，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想回到童年记忆里的那套温馨的房子看看。 然而，当她拿着钥匙来到海淀区那套熟悉的房门前，开门的却是一张陌生的面孔，对方疑惑地告知：“这房子我几年前就买下了。” 小王如遭雷击，那套父母在她五岁时就登记在她名下的房子，她记忆中永远的家，竟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消失了。一场围绕千万房产归属的亲情与法律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时光回溯至2002年，小王诞生在王先生（化名）与张女士（化名）组建的家庭中。 2007年，出于对女儿未来的深切关爱，王先生和张女士共同出资在海淀区购买了一套房产，并明确将产权登记在年仅5岁的女儿小王名下。 这一行为在法律上意义重大，根据《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房屋登记在小王名下，该房屋即成为小王的个人合法财产，其父母作为出资人，并不因此享有该房屋的物权。 然而，家庭的和睦并未持久，王先生与张女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双方在法院主持下离婚。 法院判决女儿小王由父亲王先生抚养，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因涉案房屋登记在小王个人名下，该房屋明确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范畴，法院未对其进行分割处理。 这一处理虽符合法律规定，却也为后续风波埋下了伏笔，因为父亲王先生作为监护人，实际掌控着女儿名下的巨额财产。 2016年，时年14岁的小王尚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王先生作为其法定监护人，本应恪守职责，维护女儿的最大利益。然而，王先生却利用其监护人身份，上演了一出荒诞的“独角戏”。 王先生先是以女儿小王“代理人”的身份，与自己作为受赠人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声称小王自愿将涉案房屋无偿赠与自己。 接着凭借这份“左手赠右手”的合同及其他相关手续，王先生成功地将房屋产权从女儿小王名下过户到了自己名下。 完成过户后，王先生立即以1160万元的价格将该房屋出售给不知情的案外人，完成了对女儿财产的彻底转移。 成年后的小王惊悉真相，悲愤交加，毅然将父亲王先生告上法院。 面对女儿的指控，王先生提出了两点主要抗辩： 第一，辩称售房所得款项主要用于支付女儿小王昂贵的海外留学费用，是“为了女儿的利益”。 第二，声称因离婚后需向前妻张女士支付一笔款项，迫于经济压力才“无奈”出售女儿房产以筹措资金。 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决呢？ 一审法院首先确认涉案房屋自2007年购买时起即登记在小王名下，依据《民法典》物权编规定，该房屋所有权依法属于小王个人，从未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王先生作为法定监护人，在处分被监护人小王名下价值千万的房产时，未征求当时已年满14岁、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女儿本人的意见，完全无视被监护人的意愿。 《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王先生的行为直接违反了监护职责，侵害了女儿的合法权益。 对于王先生所谓“为女儿利益”的抗辩。 法院进一步指出，王先生未能提供任何有效、充分的证据证明售房款实际用于了女儿留学，其陈述仅为单方口头辩解。 而王先生将女儿名下的巨额房产无偿赠与自己再出售套现，与直接使用该房产收益或在其成年后协商处置相比，显然不是“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处置方式，损害了女儿利益。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和法律分析，法院认定：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王先生同时作为代理人和受赠人，构成自我交易的恶意串通，王先生以小王名义与自己签订的《赠与合同》自始、当然、确定无效。 但是，由于房屋已被出售给善意第三人，小王要求返还房屋本体的请求客观上无法实现。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最终，法院判令王先生按照该房屋的实际成交价格1160万元向女儿小王全额赔偿。 王先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全面认同了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判决结果上的正确性，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大家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