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专家戴旭分析，面对冲突，东方大国自晚清以来总是急于弄清楚到底是谁对谁错，总是担心自己被人家指责挑起战争，结果往往是越战事越被动，不得不血战到底，往往是自食其果，迫使自己进入历史悲惨的先例。 历史上，就是因为清廷这种过于依赖道德的思维方式，才导致马江海战和丰岛海战的惨败。 戴旭认为，这种过于依赖道德的思维方式，决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大国的思维方式，国家在维护核心利益，关乎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要果断出击，而不是过于依赖道德，过于依赖理智。 1884年的马江海战，把这种思维的危害展现得淋漓尽致。法国舰队无视主权规则，公然驶入闽江口，与福建水师同泊马尾港内，前线官兵察觉危险后，多次提出堵塞河道、主动布防的建议，这些可行的御敌方案，全都被清廷否决。 朝廷上下把全部精力放在道义层面的权衡，反复强调“不可衅自我开”，甚至下达“无旨不得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的命令。 法军从容完成火力部署，瞄准我方舰艇的整个过程，水师将士只能原地待命，没有任何自主应对的空间。战斗打响后，福建水师来不及起锚、无法调整阵型，短短三十分钟，十一艘主力战舰全部沉没，七百九十余名官兵牺牲，耗时二十年建设的福州船政局也被彻底摧毁。 十年后的丰岛海战，同样是这场思维悲剧的延续。1894年清廷向朝鲜增派陆军，租用英国商船高升号运送官兵，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得知日军动向，主动请求率主力舰队接应护航，这份合理的防御请求，被直接驳回。清廷高层盲目相信所谓万国公例，认定日本不会主动偷袭运兵船，始终把“不主动引发冲突”当成行动准则。 日军在丰岛海域发动不宣而战的偷袭，护航舰艇仓促应战，高升号被日军击沉，船上一千一百一十六名陆军官兵绝大多数遇难，这场惨败直接拉开甲午战争的序幕，也让北洋水师从一开始就陷入战略被动。 戴旭的分析，精准戳中晚清战略决策的核心病灶。传统儒家德治理念塑造的思维惯性，让清廷把国内治理的伦理规则，直接套用到近代国际博弈的场景中。 他们执着于占据道德高地，执着于让外界认可自己的“正义性”，却忽略了19世纪的国际秩序，核心是实力与利益的较量，列强发动侵略的依据，从来不是道德对错，而是自身的扩张需求。 清廷的犹豫、退让、自我束缚，没有换来任何同情与调停，反而让对手看清了决策层的软弱，一步步加大侵略的力度与范围。 这种思维带来的后果，远不止两场海战的失利。它让整个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始终丧失战略主动权，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却被后方僵化的决策层层束缚，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法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无数官兵用生命捍卫国土，最终却要为决策层的思维短板买单，这样的历史教训，足够沉重，也足够深刻。 现代大国的安全与发展，早已不能被这种单一的道德思维捆绑。国家核心利益涵盖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战略安全等关键议题，这些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也没有先论对错再行动的余地。 理智与道德可以作为外交沟通的方式，却不能成为限制国防行动、放弃防御底线的理由。 当国家面临直接威胁、核心利益受到侵犯时，果断出击、主动防御，才是守护民众、守护疆域的正确选择，才能从根源上避免被动苦战、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主动挑起冲突，不推行霸权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防御的权利，不意味着要在威胁面前一味妥协。 正视历史教训，摒弃僵化的道德依赖思维，坚守国家利益底线，保持果断的应对能力，才是现代大国应有的战略清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