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成长于一个自认为文明已经成熟的欧洲。十九世纪末似乎是一个稳定的时代。维也纳、巴黎、柏林和伦敦是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国界开放，大学国际化，欧洲资产阶级相信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进步时代。
茨威格曾写道：“1914年以前，我们生活在安全的黄金时代。”
然而，历史并不眷顾这种习惯。欧洲曾认为文化本身就能保护它免受野蛮的侵袭。歌德、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遗产似乎证明，这片大陆已经超越了曾经引发战争的冲动。冲突不仅显得不可取，而且几乎是非理性的。
然而，1914年的灾难恰恰源于这个充满自信的世界。欧洲进入战争时并非作为一个野蛮的大陆，而是作为当时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文化最自信的社会。
最令茨威格震惊的是知识分子适应战争的速度。那些曾经谈论普世文化的作家和教授们开始发表爱国宣言。报纸将破坏描绘成一种道德上的必然。
“从来没有哪个年代的战争时期，语言像那时那样被滥用，”茨威格写道。
战争很少始于军队，而是始于语言。诸如荣誉、责任和命运之类的词语，逐渐掩盖了更为残酷的东西：有组织的破坏。
茨威格明白，文明很少会因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崩溃。当文化不再发挥道德指南针的作用，而沦为装饰性的外衣时，文明就会崩溃。
茨威格笔下的欧洲与我们当今时代的某些方面颇为相似。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科技进步、全球通讯发达、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如同1914年之前的欧洲一样，现代社会常常认为，这些联系使得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历史很少遵循经济理性的逻辑。每个文明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永恒神话。罗马相信其帝国的永存。十九世纪的欧洲相信不可逆转的进步。我们的世界也常常相信全球化的稳定力量。茨威格揭示了这些假设的脆弱性。稳定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政治理性、文化记忆和克制之间微妙平衡的结果。
（转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