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台湾的预判！ “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当然好了，不死人，不破坏，两边都是中国人嘛。但我对和平解决不抱希望，最后恐怕还得使用武力。过去在江西苏区，在陕甘宁边区，都有那么几个土圩子，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最后还是靠武力解决。” 在他看来，台湾问题原本有机会一鼓作气解决，是朝鲜战争打乱了节奏。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刚结束，他给周恩来发电，说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当的，如果再不抓紧，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台湾在他眼里，不是可以暂时丢在一边的远地，而是统一大局里必须填平的缺口。 一九五六年七月，既同大陆有来往又和台湾有联系的香港记者曹聚仁来到北京。毛主席亲自接见，没有一上来就讲武力，而是聊起水里的鱼，说鱼有水土之分，毛儿盖的鱼换个地方活不好。轻描淡写几句，把意思点透：台湾回归祖国后可以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必一刀切。说到蒋介石，他提出，只要蒋肯同美国那根“连理枝”拆开，同大陆联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那一套，军队可以保存，不压他裁兵，不逼他简政，旗号照样可以叫“三民主义”。 周恩来后来把这些想法理成“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台澎金马都属于中国。四目，一是台湾回归后军政大权和人事安排由蒋介石自己决定；二是军政和建设经费不足部分由中央拨付；三是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四是双方互约，不派人破坏对方内部团结。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毛主席又问，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陈诚好，他想了想，说还是蒋介石好，老对手底细清，方便打交道。接着又说，对历史人物不能一棍子打死，凡是不应当完全否定的，都要作恰当估计，动辄否定一切，最后会毁在自己手里。 蒋介石有了美国撑腰，胆子就大了。一九五四年，美台签了《共同防御条约》，台湾方面仗着这纸条约，飞机飞到云贵川康青海撒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像是在大陆上空捣乱做惯了。一九五八年中东局势紧张，美国在那边玩火，台湾这边跟着高喊“加速反攻大陆准备”，骚扰更密。毛主席在北戴河反复琢磨，决定先在金门打一下。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福建前线万炮齐发，金门岛迅速陷进硝烟里。这一仗，在他那里既是军事行动，也是政治信号，一头对着蒋介石，一头对着美国。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一份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文告发出，开头称呼“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亮出一句“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把金门战斗定为惩罚性质，把台湾方面飞机乱钻、传单乱撒、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一件件列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文告重申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不是美国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指出美台军事协定是片面的，中国不承认，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抛弃台湾当局，同时呼吁顺应时局，通过谈判争取和平解决。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把心里的盘算说得更直。他说，在反对“两个中国”、不放弃武力这两点上，他同蒋介石有共同点。蒋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也不会承诺对台湾永远不用武。这才有了那句预判：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当然好了，不死人，不破坏，两边都是中国人，可他对和平解决不抱希望，过去在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那些“土圩子”各种办法都试过，到头来还是靠武力拿下。 统一这条线，在他心里并不止海峡一处。西藏长期处在落后的农奴制之下，又被外部势力觊觎。他提出“进军及经管西藏是光荣而艰苦的任务”，人民解放军进藏，通过谈判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消息到了北京，他说“办了一件大事”，又提醒这只是第一步。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一小撮分裂分子在国外支持下发动叛乱，他主张坚决平定，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同时提出，对达赖本人可以留路，让他回来，在人大当副委员长，待遇同班禅类似，来不来由他自己选。 中印边境问题上，他先让边防部队尽量克制，规定在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二十公里内不巡逻，三十公里内不打枪，不平叛，不打猎，不爆破，不演习。印度政府把这种忍让看成软弱，尼赫鲁以为中国对西藏叛乱无计可施，起了在边境捞便宜的心思。局势拖到不能再拖，中国军队奉命自卫还击，把越界部队赶出中国的领土，用一场战斗把边界的尺度标清。 后来，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苏联边防军侵入珍宝岛，他命令中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九七四年，当时的南越军队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他又让中国海军迅速出击，守住那片海水。台湾、西藏、中印边境、珍宝岛、南沙，这些地名看着分散，在他心里却拧在统一和主权这一根线上。 那天中南海的灯光有些发黄，他说到一生两件大事，嘴边还是那几个海岛的名字，钟表在墙上一下一下走着，像在替他把没说完的话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