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部队提拔杨国跃当班长，他死活不当。但两年后，在老山战场上，他却抢着当班长，又抢着当排长。同一个人，怎么前后差这么多？ 老山一四二号高地，山风刮过来，防弹衣上的灰跟着抖。 那天坑道口灰尘直往下掉，机枪子弹贴着坑口扫，手榴弹一声接一声，里面挤着一群年轻兵。最前头那个左脚带伤，裤腿炸开一条缝，血往鞋里渗，大家喊他“老杨”，名字叫杨国跃，云南云县人，一九八二年当兵，一九八四年入党。 新兵连结束那会儿，排里选班长，干部一提他的名字，他当场打退堂鼓，说怕带不好人。 在他眼里，班长是多出一摊责任，出了事情先挨批的那个，还不如当个“老实兵”。几年后，还是这个人，在老山战场上往尖刀班里挤，排长牺牲后扛起指挥，前后差别大到让人直皱眉。 一九八四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到老山。 四月二十九日，部队攻击一四六号高地，连队推进时踩进敌人雷场，再拖下去，后面火力和预定计划都要乱。紧要关头，杨国跃从队列里趴出去，整个人贴在地上，一点点探路，用脚和简单工具摸出一条安全通道。 八连顺着这条路展开，抢下冲击位置，他从地上爬起来，浑身是泥，事后记了一次三等功。 五月十七日，他跟着部队上了一四二号高地。 那块高地在老山东南侧，是越军炮火和进攻的重点目标。代理排长李海欣带着他和其他十四名战士进驻。那时他是九班班长，接到命令，主动要求去主攻排尖刀班当战士，等战斗结束再调回九班，这一进一退，说明他对“往前站一步”已经有了别的想法。 七月十二日凌晨四点五十分，越军一个加强连摸上来，分三路偷袭一四二号高地。 阵地上的十五人钻进火力点，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上，把第一波偷袭挡在高地外。偷袭不成，越军改成强攻，炮火压住山头，以十倍兵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往上冲。短兵相接中，代理排长李海欣牺牲，指挥位置一下空了。 杨国跃扯着嗓子，让大家跟着他，把敌人打下去，为排长把这口气咽回去。 他冲在前面，脚上的伤顾不上，带着战友顶住，对面冲上来的那股劲儿，被打得六分钟不到就往下退，高地表面暂时稳住。 代价很重。 十五名坚守者里，两人重伤，三人轻伤，杨国跃左脚负伤，电话线在炮火里炸断，和上级联络“哑掉”。 他指挥把烈士和重伤员往坑道里转移，再把还能打的编成三个小组，守住三个方向。 五点三十分左右，越军在炮火和轻重机枪掩护下再上山，依旧分三路往一四二号高地压。 杨国跃压着声音，让战士先稳住，等到敌影接近三十米，火力一起打出去，一百二十多枚手榴弹往山坡下砸，对面队形被炸散，这一波进攻再次败下去。 紧接着，越军又组织第四次、第五次进攻，高地上的工事被炸得坑坑洼洼。 局面更紧的是，高地侧后防御出现缺口，二十多名越军顺着缺口反扑上来。 原本十五个人，到这时已经有五人牺牲，五人负重伤，四人轻伤，能完整站起来的人不多了。再在表面阵地硬耗，很可能全排压在山坡上。 杨国跃带着大家缩进坑道，把火力守在洞口，把阵地的“心”留住。 越军占了表面阵地，在两个坑道口架机枪封锁，手榴弹、地雷、炸药块往里扔，一边喊叫，一边想吓垮洞里的人。坑道里光线昏暗，空气混着尘土和血腥味。有人裹着绷带还趴在角落里压子弹，有人靠着坑壁眯一会。 这个时候，最看得出人心里有没有主心骨。 杨国跃点名机枪班长彭明林，说他是党员，要大家团结在他周围，谁也不能给祖国丢脸。力量重新分配，他和三名战士守两个坑道口，伤员在后面接应。每次听到外头脚步声靠近，几个人就先开枪，再把拧好的手榴弹甩出去。他们在坑道里硬撑了九个小时。 下午三点左右，山头再次被炮火盖住，这是中方炮兵对一四二号高地实施猛烈炮击。 趁着这个空档，杨国跃按早盘好的思路，把轻伤、重伤搭成四个战斗小组，每组都得有人能冲得出去，有人能拖得回战友。 炮声一停，他第一个蹿出坑道，其他还能动的战士跟上，中方小分队贴着地皮往前拱，贴脸开火，反击分队赶到，友邻高地火力压过来，把零散的敌人逼下山坡。 一四二号高地的表面阵地再回到中方手里。 战斗统计下来，所在排共毙敌一百零四人，杨国跃个人毙敌十三人，伤敌一人。这些数字后来写进材料里，写进中央军委的表彰决定，他的名字后面，多了“战斗英雄”四个字。 从一九八二年死活不肯当班长，到一九八四年在老山战场上抢着当班长、当排长，这个青年没走“捷径”，只是被一次次战斗往前推。 一四二号高地山风大，旗子在山头晃着，坑道口的土还在往下掉，留下的人和不在的人，都被那九个小时扣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