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脸了？2015年，二胎政策推出，权威专家翟振武教授掷地表示一旦开放二胎，未来四五年，中国每年将新增2000万新生儿，累计可达惊人的1.6亿。 2015 年 10 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消息一出来，舆论瞬间就炸开了锅。 家里有老人的，盼着能添个孙辈凑个“好”字；年轻夫妻们则各有各的纠结，有人心动于给孩子添个伴，有人却犯愁养一个都吃力，更别说两个。 而翟振武教授的预测，无疑给当时的舆论添了一把火，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他的观点在当时极具权威性，不少人都信了“新生儿井喷”的说法，甚至有地方开始提前规划扩建幼儿园、中小学，应对即将到来的“生育高峰”。 翟振武教授当时之所以给出这样的预测，并非凭空猜测。根据他2015年接受北京晚报专访时的表述，当时调研显示，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并不低，35岁以下人群的生育二孩意愿达到60%至70%，其中30岁左右人群意愿更强，而且全面放开二胎后，目标人群至少有1亿人。 在他看来，只要政策调整，多年积累的生育势能会集中释放，再加上“单独二孩”政策的过渡铺垫，每年新增2000万新生儿、累计1.6亿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他甚至预判，2015年出生人口就可能逼近1800万，迎来生育小高峰。 可现实终究给了这份乐观的预测一记响亮的耳光。如今回头看，2016年至2020年这关键的四五年，新生儿数量不仅没有达到每年2000万，反而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尴尬态势。 2016年作为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新生儿数量达到峰值1786万，这已经是最接近预测的一年，却仍比2000万的目标少了214万；2017年降至1723万，2018年直接跌至1523万，2019年1465万，2020年更是骤降至1200万。 四年累计下来，新生儿总数仅约6497万，连1.6亿预测目标的一半都不到，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为什么预测与现实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其实核心原因很简单，翟振武教授当时高估了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却低估了普通家庭面临的现实压力。 他当时考虑到了身体、经济等因素，但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些压力会成为压垮很多家庭生育意愿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像《民生周刊》报道中提到的，很多年轻夫妻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起、养不起。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生一个孩子的成本已经让不少人倍感压力，更别说两个。从怀孕时的产检费、营养费，到出生后的奶粉、纸尿裤，再到长大以后的早教课、兴趣班、学费，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支。 有受访者粗略计算，每月养育一个孩子的最低成本就要三四千元，这还不包括医疗、住房等隐性成本。 除此之外，没人带孩子也是一大难题，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父母年迈无法帮忙带娃，请月嫂、育儿嫂的费用居高不下，不少女性为了带娃甚至要放弃自己的职场生涯，这背后的牺牲和纠结，是当时的调研没有充分兼顾到的。 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也早已不是过去的样子。过去“多子多福”的观念逐渐淡化，现在的年轻人更注重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不想因为多生一个孩子，降低自己和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更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种“精致育儿”的理念，让很多人即便有生育意愿，也会主动放弃二胎。 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住房紧张、职场竞争激烈等问题，进一步挤压了生育空间，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解决，更谈不上考虑生二胎。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翟振武教授的专业能力，毕竟人口预测本身就是一项极具复杂性的工作，受到经济、社会、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一点变化都可能导致预测偏差。 他当时的预测，是基于当时的调研数据和人口发展规律做出的判断，只是没有预判到，生育压力会上升得这么快，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从这件事也能看出，人口政策的调整和人口预测，必须紧密结合普通家庭的实际需求，不能只停留在数据层面。 生育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更是一个社会的事。只有切实解决年轻人面临的住房、教育、育儿、职场等方面的压力，让大家“生得起、养得起、育得起”，才能真正释放生育潜力，这或许就是当年那份偏差巨大的预测，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信息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翟振武专访：全面放开二孩目标人群至少1亿》（2015年5月） 国家统计局《2011-2025年新生儿出生数量汇总》（2026年2月） MCN双量进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