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作家刘震云说：“我活了七十多岁，当过官，发过财，名利双收，最后明白一个道理，世上所有的东西都能挑，唯有日子没法挑。” 这话从刘震云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他不是那种书斋里的文人，而是真正在泥土里滚过、在官场里泡过、在名利场里趟过的人。1949年他出生在河南新乡延津县，那片土地后来成了他笔下《温故一九四二》里饥饿的现场，《一句顶一万句》里孤独的底色。 他当过五年兵，在戈壁滩上站过哨，复员后在北大读书，毕业后进了《农民日报》。从记者到主编，后来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官至书记处书记。这条路，他是一步一步“挑”着走过来的，可走到头往回看，他发现最没得挑的，恰恰是每一天具体而微的生活本身。 刘震云的“挑”，在早期是主动的，甚至带着股狠劲。他写《单位》《一地鸡毛》，把机关里那些勾心斗角、柴米油盐的琐碎扒得干干净净。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文坛惊呼“新写实主义”来了。 他写《我叫刘跃进》，故事荒诞，人物拧巴，却透着底层小人物的顽强。这些作品让他声名鹊起，版税、奖项、职位接踵而来。他“挑”了一条成功的路，并且走通了。 转折大概在五十岁之后。他公开说的少了，写的也慢了。《一句顶一万句》写了三年，磨得他头发都白了一片。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是人的孤独，是“话找话”的艰难，是心里那点事怎么也说不明白的憋屈。 书里的杨百顺、牛爱国，都不是能“挑”日子的人，他们是被日子推着走，在命运的夹缝里寻找一点微光。写完这本书，刘震云好像把前半生的劲儿都卸了。他开始反复说一句话：“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是日复一日的平淡与消磨。” 他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他母亲的。老太太一辈子住在农村，八十多岁了，每天还是那个点起床，扫地、喂鸡、坐在门口看天。儿子成了大作家，在北京住大房子，请她去，她住不惯，没几天就吵着要回去。 她说城里的日子“没个抓挠”，看不见土地，听不见风声，心里慌。刘震云说，他后来懂了，母亲不是固执，她是离不开她那一套“过法”。那套“过法”就是她的日子，挑不了，也换不掉。你给她锦衣玉食，不如让她在自家院子里晒会儿太阳。 这大概就是他悟到的核心。名和利是外套，可以今天穿这件，明天换那件。但日子是皮肉，是呼吸，是你的骨头长成的形状。你当了官，桌上文件堆积如山，夜里照样失眠；你发了财，饭局上推杯换盏，回家照样面对一室冷清。日子不认这些，它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那种日复一日的节奏，那种琐碎带来的疲惫与慰藉，谁也逃不掉。 你看他后来的状态就明白了。很少参加喧闹的文学活动，采访能推就推。更多时间待在书房，或者回河南老家转转。他不再试图用写作去“挑”动什么，而是沉进去，写《一日三秋》，写那些被笑话、被传说包裹着的普通人的苦乐。他说好小说不是作者聪明，是人物自己活得结实。他把自己从“挑日子的人”，变成了“看日子流过的人”。 这种感悟，年轻人很难真正体会。二十岁的人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日子就是用来“挑”和“闯”的。四十岁的人在职场上拼命，认为只要努力就能“挑”到更好的生活。到了刘震云这个岁数，见惯了起落，亲历了得失，才会发现，生活最大的确定性，恰恰是它的不可挑选性。 你计划好的旅程，可能被一场大雨打乱；你精心维护的关系，可能因一句话崩裂；你奋斗半生得到的东西，带来的快乐未必有想象中持久。 但这“没法挑”，是不是一种消极呢？我看恰恰相反。认识到日子没法挑，才是真正负责的开始。因为你不再把希望寄托于“换一种活法”，而是扎根于“把手头的生活过好”。 不是逆来顺受，而是看清边界后的专注与从容。刘震云笔下那些最动人的人物，无论是执着找一句话的杨百顺，还是被生活捶打却始终不“拧巴”的刘跃进，他们都是在“没法挑”的境遇里，活出了自己的韧劲。 所以，刘震云这句话，不是一个成功者的谦虚，也不是一个老人的颓唐。它是一个走遍千山万水、尝遍人生百味之后，得出的最朴素的真相。它戳破了一个幻觉：我们总以为更好的生活在别处，总以为换一个选择就能焕然一新。 其实，生活就是当下这一刻的呼吸，是手头这件不得不做的事，是身边这个吵吵闹闹却又离不开的人。承认它“没法挑”，不是放弃，而是接纳。接纳了，才能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长出自己的根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