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女性已经彻底疯魔，从最开始的不谈恋爱，不结婚，到后来的不生孩子，不愿意和男生发生关系，现在变成了不跟男性交流，甚至是不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兄弟说话，本来的初衷是为了争取更平等的权益，可却逐步变成了极端对立，甚至有人近乎于“疯魔”。 现在很多韩国公司的HR在筛简历时，虽说法律明文规定不能性别歧视，但实际上，一旦看到适龄女性的简历，他们心里的小算盘就开始噼里啪啦乱响。 谁能想到，这场闹剧的起点，是韩国女性最朴素的平等诉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经济腾飞，女性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把高等教育入学率冲到了 76.3%，可现实却给了她们狠狠一击。 她们拿着和男性一样的文凭，却只能拿到男性 68.9% 的工资，这个性别薪酬差距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里排第一。更让人寒心的是，职场里的天花板低得离谱，结婚生子更是成了职业生涯的断头台。 这样的不公，让韩国女性的反抗开始了。起初只是 “4B 运动”，不恋爱、不发生性关系、不结婚、不生孩子，这在当时是带着无奈的抗争。 2025 年韩国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 到 39 岁的未婚人群里，42.7% 的人都觉得 “结婚不是必选项”，比十年前涨了快 19 个百分点，已婚夫妇里自愿丁克的比例也到了 24.6%。 可慢慢的，这份反抗变了味，极端化的苗头越来越明显。我在韩国的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真实的帖子，有个 28 岁的首尔女白领，因为公司安排男同事和她对接工作，直接提交了辞职信，理由是 “不想和男性有任何工作交集”。 更离谱的是，有个釜山的女大学生，连父亲给她打生活费都拒收，只因为父亲是男性，甚至过年时爷爷想拉着她唠唠家常，她都直接躲进房间，连门都不开。 韩国妇女发展研究所的调查更让人震惊，超过 65% 的年轻男性居然把女权主义直接等同于仇恨男性，近 57% 的人表示，只要发现女朋友是女权主义者，就会立刻分手，两性之间的裂痕，已经大到难以弥补。 而把韩国女性往极端里推的，正是那些明面上禁止、暗地里却大行其道的职场性别歧视。韩国法律早就明文规定，企业招聘不能搞性别歧视，可现实里，HR 们的潜规则比法律更有 “话语权”。 去年，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做过一个暗访调查，他们给首尔 100 家中小企业投递了两份除了性别不同，其他条件完全一致的简历，结果显示，男性简历的回复率高达 72%，而 30 到 35 岁的适龄女性简历，回复率只有 28%。 更过分的是，有 27% 的女白领被公司逼着签署过 “放弃生育承诺书”，承诺一旦怀孕就自动辞职，这哪里是承诺书，分明是把女性的生育权和工作权割裂开的 “卖身契”。 我还听过一个更扎心的案例，首尔江南区一家科技公司的 HR 私下和朋友吐槽，他们招人时，只要看到简历上是女性，年龄在 25 到 35 岁之间，哪怕学历和经验都完美匹配，也会先放进 “待定” 的抽屉里。 他说：“不是我们想歧视，是公司怕啊，招个女员工，刚培训好就休产假，休完产假又要兼顾孩子，加班根本指望不上，与其冒这个险，不如直接招男性。” 这种想法在韩国企业里太普遍了，也难怪韩国女性产后再就业率只有 56%，就算再就业，薪资也会平均下降 33%。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韩国年轻女性，都在工作中遭遇过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这种无处不在的排斥，让她们觉得，和男性交流、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公平的博弈。 极端的女性主义，又反过来让企业的歧视变得更 “理直气壮”。去年，韩国一家中小企业的老板，因为招了一个极端女权主义的女员工，差点让公司停摆。 这个女员工不仅拒绝和男同事说话，还在公司群里转发攻击男性的言论，甚至带头抵制公司里男性主导的项目，最后老板只能赔钱让她离职。 这件事在韩国企业界传开后，不少老板都更谨慎了，他们觉得 “适龄女性风险太高”，不仅是生育风险，还有性别对立带来的团队矛盾风险。 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形成了：企业的隐性歧视让女性感到绝望，绝望催生极端对立，极端对立又让企业的歧视变本加厉。 回想当初，韩国女性站出来争取平等，是想打破 “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枷锁，是想在工作中得到公平的机会，是想在家庭里拥有平等的话语权。 可如今，这份初心早已被极端的情绪淹没，她们把所有男性都当成了 “敌人”，连血脉相连的亲人都不放过，这哪里还是争取平等，分明是走向了另一种形式的偏执 韩国总统尹锡悦曾焦急地说，再这样下去，韩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然灭国的国家。平权从来不是靠极端对立实现的，职场平等也不是靠一纸空文就能保障的。 韩国女性的 “疯魔”，不是她们的本意，而是社会结构性不公和极端情绪裹挟下的悲剧。 如果韩国企业不能真正摒弃性别歧视，社会不能弥合两性之间的裂痕，这场闹剧，恐怕还会继续演下去，而最终付出代价的，将是整个韩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