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说：“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 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如果说历史是场大戏，那毛主席就是那个永远在C位的导演。 很多人以为，建国之后马上进入社会主义，是一拍脑门的决定，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主席亲口说过：要等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起来，条件成熟了，再慢慢转向社会主义。 那时候他判断，这个过程可能得二三十年。说白了，就是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 可你以为事情会按计划走就太天真了。朝鲜战争一爆发，国际局势立马紧张，安全压力直接拉满。 毛主席当机立断加快工业化步伐，抓紧时间恢复经济，苏联那边也给力，援助了百多个大项目，典型的156项工程你可能听说过，就是那时候定下来的。 而毛主席的判断力，就体现在这种时候。不但没被斯大林的疑虑带偏，还坚持自己的节奏，到了1951年，他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目标是稳扎稳打搞建设。结果，三年准备只用两年就干完了，进度条直接拉满，效率惊人。 为什么能这么快，其实也不难理解，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国内一片士气高涨，镇反基本稳定了社会秩序，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从心底支持新政权。 “五反”运动清理了资本主义尾巴，国营经济逐渐成为主导，整个国家的经济关系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1952年9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整个过渡进程的拐点，毛主席明确提出，用十到十五年时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过渡。 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会议上大家一致通过，态度很明确，刘少奇后来去苏联时，还带去了书面报告，把这思路递给了斯大林，得到了正面反馈。 但事情哪有那么顺，新税制一推，市场立马震荡，群众有点懵，思想也起波动，毛主席第一时间出来承担责任，亲自纠偏，提出“赎买”政策，明确对私营工商业不是一刀切，而是有计划地改造。 就是一边扶持一边引导，而不是简单粗暴清算。 1953年初，毛主席南下调研，走到基层去听干部和群众的声音，他不是坐在北京拍脑袋，而是真正下去摸实情。 调研回来，他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节奏、期限都有了更清晰的判断，私营工商业、农业、手工业都要改，但要分阶段搞，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慢慢推进。 这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召开，政治局讨论“公私关系”问题，毛主席把“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这句话写进报告提纲，直接定调。 8月，周总理宣读会议结论，毛主席讲话时先自我批评，说新税制没把握好，然后再点出问题根子，就是思想准备不足、宣传不到位。 总路线的正式公布，是1953年9月24日，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总理做了全面报告，自此，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咱们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 当然，路线定了，宣传也不能落下。胡乔木带着中宣部，那叫一个字斟句酌，写稿七稿，毛主席亲自审，直到基本满意才定稿。 这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真把宣传当成了动员群众、统一思想的关键一环。 1955年8月以后，改造速度明显加快，到1956年底，全国原私营工业里，99%都已经变成了公私合营企业；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占了工业总产值的绝大部分。 手工业这块，也不是小打小闹，合作社达到了十万个，产值和就业人数都超过九成。农业方面更是亮眼，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其中87.8%已进入高级社阶段。 这意味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领域的改造，基本完成。 所以你看，这不是一句“搞社会主义”就能概括的事，这是毛主席带着一整个团队，深思熟虑、步步推进、科学规划、实事求是干出来的成果。 他不是靠喊口号，而是靠深厚的政治判断、过硬的组织能力，还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把一盘散沙变成了铁板一块。 这条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路，毛主席既要顶住外部压力，又要调和内部矛盾，还要应对现实问题，用的是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叶剑英那句“不省油的灯”，说的可不只是脾气倔或者个性强，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背景、资源，能把这些人拉在一起、拧成一股绳，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而毛主席做到了。他不仅统筹全局，更把握住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节奏。 现在回头看，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但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正是这段历史，让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起点不是口号，而是一步步改造出来的体系和结构。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厚重感，不是浮在表面，而是沉在骨子里的国家方向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