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几个特务，扯下了杨虎城夫人谢葆真的裤子。就在牢房里。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根针头，对着她的大腿就扎了进去。一声惨叫划破了地牢的死寂。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特务们收好东西，转身就走，脚步又快又沉，没人回头看一眼。门在身后“咣”地一声关上。 那根针管里，是能让人精神崩溃的毒剂，也是他们口中的“治疗”，可谢葆真被推进这间牢房时，已经病得站不稳。她才四十五岁，头发白了大半，脸上浮肿，眼窝深陷，可脊梁骨还直着。特务们要的不是她的供词，是她崩溃，是她求饶，是她低下那颗曾与杨虎城并肩抗日的头。 谢葆真是西安人，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就敢剪短发、上街宣传妇女解放。嫁给杨虎城后，她没过几天安稳日子，随丈夫转战南北，在军营里帮着照顾伤员、组织家属生产。1936年西安事变，她跟着杨虎城被扣在南京，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囚禁生涯。先是软禁，后是转移，从江浙到西南，再到重庆，又到贵州，一路上风餐露宿，缺医少药，她的身体早被拖垮。 1946年，她被押到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附近单独关押，特务们看她病重，不但不治，反而变本加厉折磨。那次注射，是她生命里最痛的一次，不是因为针扎进肉里的疼，是因为她明白，这帮人是在用最下作的手段，毁掉她作为人的尊严。她咬着牙，不让自己哭出声，可那声惨叫还是从喉咙里挣脱出来，在阴湿的牢房里回荡，连隔壁牢房的难友都听得心惊。 难友们后来回忆，谢葆真在牢里一直没服过软。她会悄悄把省下来的窝头渣分给体弱的女犯，会在放风时小声教大家认字，说“人不能白活，记着自个儿是谁，从哪儿来”。她被注射后，腿肿得老高，走路一瘸一拐，可还是坚持自己打水、洗衣服，不靠别人。特务们看她这副样子，又气又怕，索性把她关得更严，连放风都取消了。 查了下历史资料，1947年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由盛转衰的关键期，特务系统对政治犯的迫害进入疯狂阶段。杨虎城一家被长期监禁，谢葆真因长期受虐和精神摧残，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次年便在狱中去世。她的死，没留下什么公开记录，只有难友的口述和档案里几行冷冰冰的字。 这事儿搁在今天，谁听了都觉得残忍。可在当时，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是特务们惯用的伎俩。他们知道正面打不过，审讯问不出，就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法子，把人往死里整。谢葆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可她代表的是那一代人里，不肯弯下腰的那部分。 她没上过战场，可她的牢房就是战场。她没拿过枪，可她的骨头比很多人的枪还硬。特务们以为摧毁了她的身体，就能摧毁她的意志，可他们忘了，人的志气是刻在心里的，不是打一针、骂两句就能消磨掉的。谢葆真在牢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难友转告杨虎城：“好好活着，看他们能猖狂到几时。” 杨虎城后来被杀害，可谢葆真在狱中撑过的那些日夜，没白熬。她的存在，让后来人知道，在至暗时刻，还有人守着光。那根针管扎进大腿的疼，是她一个人的，可那股子不服输的劲，是留给所有知道这段历史的人。 现在再提这事，不是为了渲染悲情，是要记得，有些人的牺牲，不在炮火里，不在硝烟中，而在阴湿的牢房，在冰冷的针管，在无人听见的惨叫里。他们没留下碑，可历史记得，我们该记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