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6年，国学大师钱穆，61岁时三婚迎娶27岁胡美琦。新婚夜，他盯着如花似玉的娇妻，突然间想起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和5个孩子，不禁流下了眼泪。 1895年钱穆在无锡出生时，哭了整整三天三夜，父亲钱承沛一边哄着这个婴孩，一边叹息：“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 这话像句谶语，父亲没能看到儿子显贵，钱穆12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孤儿寡母，家道中落，若不是母亲硬顶着压力不让他辍学，中国历史上可能就少了一位史学大家，多了一个无锡乡间的庸碌农夫。 钱穆这辈子，似乎总在和“丧失”做交易。 1928年，对他来说是个黑色的年份，第一任妻子邹氏难产，大人孩子都没保住，同年，一直如父兄般照顾他的长兄钱恩第也走了，那年钱穆刚过三十，还没来得及在学术界站稳脚跟，死神就先把他的亲情网络剪了个稀烂。 那种对生命无常的恐惧，逼出了他骨子里的求生欲，他常说“人生不寿是罪恶”，这话听着极端，却成了他后半生的行动指南。 从20多岁起，他就开始苦练静坐，如果不是这股子硬要把命留住的劲头，他恐怕熬不过后来的颠沛流离，更活不到95岁的高寿。 也就是在第一次丧妻的次年，他续弦娶了张一贯，这位苏州女师的校长，识字知书，给了他一段安稳的岁月。 可时代的大浪打过来，个人连朵浪花都算不上，1937年抗战爆发，钱穆只身流亡大西南，妻儿留守苏州，1949年政权更迭，他滞留香港，一道海峡，彻底把他和大陆的妻儿变成了“生离”。 这一别，就是半生。 在香港的日子，钱穆是个精神上的贵族，生活上的难民，他创办新亚书院，那是为了给中华文化留条根，但日子过得那是真苦。 也就是在这个当口，胡美琦出现了，她是新亚的学生，原本只是仰望讲台上的先生，如果不是1952年那场几乎要了命的意外，两人也就是师生一场。 那年钱穆在台北演讲，礼堂年久失修，屋顶的水泥块轰然坠落，直接砸在他脑袋上。头破血流，当场昏迷。 这一砸，砸断了钱穆的傲骨，也砸开了胡美琦的心门。 钱穆在台中养病那四个月，胡美琦不仅是护工，更是唯一的精神支柱，彼时钱穆已是花甲老翁，且家中有妻，胡美琦才二十出头，风华正茂，钱穆懂礼教，也知分寸，伤好后一度躲着胡美琦，不想耽误人家姑娘。 但胡美琦有着那个年代女性少有的决绝，她不看年龄，只看灵魂。 最终，才有了1956年钻石山下的那一幕，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老夫少妻”的风流韵事，而是两个在乱世中飘零的灵魂，为了生存和学术传承，缔结的一种深度契约。 婚后的日子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晚年的钱穆来说，胡美琦早已超越了“妻子”的定义，她是他的“眼”，也是他的“手”。 长期的伏案工作，让钱穆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晚年几近失明，对于一个以读书写作为命的学者，瞎了眼就等于判了死刑。 这时候，胡美琦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里，人们常能看到这样一幕：钱穆口述，胡美琦笔录，那些晦涩深奥的理学概念，经由失明老人的口，变成妻子笔下的墨迹。 震惊学界的百万字巨著《朱子新学案》，就是在这种近乎悲壮的配合下完成的，没有胡美琦这副“肉身支柱”，钱穆的学术生命早在1970年代就该画上句号了。 1990年，95岁的钱穆在那间没有冷气的卧室里安然离世。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真正的和解，发生在死亡之后，胡美琦成了那个“未亡人”，她用了余生整整22年，整理出版亡夫的全集，满世界推广他的学术，直到2012年，她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时候，钱家做出了一个极具人情味的决定。 钱穆与原配张一贯所生的子女们，并没有因为历史的隔阂而排斥这位继母，相反，他们感念胡美琦对父亲晚年的照顾，将她的灵柩接回了无锡老家。 太湖之滨，钱穆的墓旁，最终多了一个位置。 “生当同衾，死当同穴”，这句古话，在这对相差34岁的夫妻身上，以一种最曲折的方式应验了，这场婚姻，背负过原配家庭的眼泪，经历过贫民窟的困顿，扛住了失明的绝望，最终在时间的冲刷下，得到了伦理与亲情的双重谅解。 参考：钱穆先生与苏州——《钱穆家庭档案》新书苏州发布 江南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