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啦，我走了！”2005年，一青年男子笑着走进刑场对着母亲和妻子说。待审判官正要抬手行刑，他竟又突然大喊：“我死后，请将我的身体捐给有需要的人”。审判官愣住，抬起的手低了下来。 刑场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围观的人群安静下来，连押解的武警都放慢了脚步。男子叫李军（化名），二十八岁，因故意杀人被判死刑。几个月前，他和邻居因宅基地纠纷发生冲突，失手将对方打死。被捕后，他没辩解，认罪态度坚决，只是在庭审最后陈述时说了一句：“我对不起受害者家属，也对不起家人。如果能用我的命换点有意义的事，我愿意。” 他的母亲站在警戒线外，双手紧紧攥着一条旧围巾，那是李军小时候她亲手织的。妻子抱着两岁的女儿，小女孩不懂发生了什么，只好奇地看着人群。李军看见她们，挤出笑容，像平常出门打工前打招呼那样说“谢谢啦，我走了”，声音不大，却让母亲掉了泪。 捐献遗体的请求，在当时的刑场并不多见。审判官下意识看向法警，法警又看向负责执行的领导。按照规定，死刑执行前若有遗愿，需报上级批准。领导皱了皱眉，问李军：“你确定？这可不是小事。”李军点头，说“我犯了罪，不能再给社会添负担。我身体还健康，器官能用就给需要的人，不能用的就做医学研究。” 这番话让在场不少人动容。有人小声议论，说这年轻人虽然犯了重罪，但最后这一步，比很多活得久的人更有勇气。母亲哭着喊“军子，别怪妈没拦你”，可她也知道，儿子的决定不是冲动——他在看守所里写过几封信，反复提到“捐遗体”，说这是唯一能让自己“死得有点价值”的办法。 执行程序因此暂停了约二十分钟。领导打电话请示，上级考虑到李军的请求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且不涉及案件定性，同意暂缓执行，先联系接收单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办理了相关手续。李军被带离刑场，暂时关押在看守所的单独监室，等待交接。 那几天，他跟母亲见了最后一面。母亲给他带了碗热汤面，他吃得慢，说“妈，以后别为我难过。我做错事，该受罚。但我不想烂在土里，能帮人就帮人。”母亲哭着点头，把围巾塞进他手里，说“带着吧，妈的心跟着你。” 遗体交接完成后，执行如期进行。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母亲没有哭出声，只是把围巾紧紧抱在怀里。妻子牵着女儿，站在远处，看着灵车驶离。后来，接收单位反馈，李军的肝脏救了一个肝硬化晚期的病人，角膜让两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 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不小震动。有人骂他罪有应得，也有人感慨，一个人即使走到绝路，也可能在最后一刻选择照亮别人。李军用死亡完成了对自己罪行的某种弥补，也让“死刑犯”的身份多了一层复杂的意味——罪恶不可饶恕，但人性中的善意，依然值得被看见。 多年后，一位接受他角膜的患者在复查时说：“我看世界很清楚，就像看见那个年轻人最后笑了一下。”这句话，或许是对李军决定的最好注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