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树》中劭云飞的主要原型是纪录片导演彭辉，他镜头下的扎巴多杰（剧中多杰的原型

《生命树》中劭云飞的主要原型是纪录片导演彭辉，他镜头下的扎巴多杰（剧中多杰的原型之一），是刻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纪录片史上最沉重的一道辙印。 1998年8月，彭辉跟随野牦牛队进入可可西里腹地，在被称为“鬼门关”的烂泥滩里，车队整整被困三天两夜。那三天，彭辉的摄制组三个人只分食了一根半火腿肠，而扎巴多杰和队员们没有任何食物。清晨，彭辉把镜头对准车外，他看到两个队员踉跄着走到深陷的车辙边，整个人趴在泥地上，把头埋进混着冰碴与轮胎印的泥水里贪婪地吞咽；另一辆车上，那个在藏语里意为“威武金刚”的康巴汉子扎巴多杰走下车，一句话没说，直挺挺跪下，也俯身去喝那泥水——他曾经是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而在这里，为了一口水，他跪在了可可西里的冻土上。彭辉忍住了没有去喝那泥水——他觉得那不是人喝的，而这个念头本身，让他对眼前这个跪下喝泥水的男人产生了无法言说的敬意。 扎巴多杰曾给彭辉讲过一个让他至死难忘的场景。 1996年，反盗猎队破获一起特大盗猎案，当他们进入现场时，五百四十多只藏羚羊的尸体横陈荒原，被剥了皮的血红躯体在阳光下触目惊心。 更让扎巴多杰发疯的是，那几乎全是母羊——正是产羔季节，被盗猎者车灯晃瞎了眼睛的母羚羊成片倒下，留下满地等待哺乳的小羊羔，它们活活饿死、冻死在母亲冰冷的尸体旁。 扎巴多杰蹲在那个屠场里，指着那些还没睁开眼睛的羊羔尸体对彭辉说，就为了几块羊绒围巾，就让这些生灵绝了后。他当场发誓：为了这些生灵，我扎巴多杰拼死也要把环保做下去。 彭辉记录下了扎巴多杰的讲述，也记录下了另一段剖白——扎巴多杰对着镜头说，自己年轻时是个猎人，还没枪高就开始打猎，有次一个人用刀捅死过四只狗熊，那时觉得自己是英雄是能手，“现在看来，是对人类、对社会的犯罪”。他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遮掩，就像他毫不避讳自己刚从事环保时被牧民视为叛徒的遭遇。 1995、1996那两年，他到小商场、小卖部买东西，人家都不卖给他，把他当作敌对分子看待，使他在三年内搬了四次家。 彭辉后来感慨，这个男人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敢于把最不堪的过去摊开给人看，然后用自己的后半生去赎，而这种赎罪，是用命来完成的。 而最让彭辉无法释怀的一个细节，与饥饿和道义有关。 一次巡山断粮多日，再没有食物就可能死在无人区。 扎巴多杰开枪打死了一头藏羚羊，他亲自剥皮、分肉，让队员们吃下去。 做完这一切，他对彭辉说：“假如从法律上、各方面追究责任的话，就追究我个人，扎巴多杰就行了。” 还有一次，在追捕盗猎分子十几天后，巡逻队彻底断粮，几名队员已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他们只好去捡盗猎分子逃匿时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烟头，那是已经霉烂变质的食物，但没有人犹豫。 1998年9月，扎巴多杰为给队伍筹集经费来到北京，那是他第一次来北京，彭辉从成都赶去与他汇合，继续拍摄。 彭辉一到北京就忍不住笑了：这个在可可西里一身泥浆挎着冲锋枪、吃着霉烂羊肠的康巴汉子，此刻西装革履，领带却打得不是很地道。 在天安门前，扎巴多杰穿一件朴素的白衬衣，对彭辉说：“来，给我照张相，一定要把天安门框进画面里。” 彭辉按下了快门，心里却想起他在无人区跪着喝泥水的样子。 那晚，他们听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要播出故事片《杰桑·索南达杰》，由于下榻的招待所收不到这个频道，扎巴多杰执意要找一家能看的小饭馆。 他们在景山公园西门附近找到了一家，当黑白屏幕上出现索南达杰牺牲时冻僵的躯体仍保持着握枪姿势的画面时，扎巴多杰哭了，他对彭辉说：“只要有人理解，我就是死在可可西里也心甘情愿。” 1998年10月，扎巴多杰从北京回到青海后，彭辉把给《成都商报》写的一篇特稿《保卫可可西里》寄给了他。 扎巴多杰在电话里很高兴，说11月20日他们再去北京时一定要带上这份报纸。 1998年11月8日晚，一颗77式手枪子弹近距离击穿扎巴多杰的头部，他死在自己家中，年仅46岁。 关于死因的争议持续至今，警方给出的结论是自杀，而他的妻子白玛至死不信，许多与他生死与共的朋友也始终无法接受。 11月10日下午，彭辉正在机房剪辑另一部纪录片，一位共同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扎巴多杰“走了”。彭辉还责怪地说：“怎么会呢？他不是跟我约好了11月20日才一起去北京的吗？怎么就先走了？” 但仅仅一分钟，他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几乎是失去理智地直接把电脑电源开关关掉，眼泪无声地流淌，同事们不停地点燃香烟递给他，谁也没有说话。 他买了最早的航班赶到西宁，又坐了几天的长途汽车，赶到扎巴多杰家时，扎巴多杰刚刚天葬。扎巴多杰的家人说，天葬那天来了很多的高原秃鹫，在藏族的信仰里，秃鹫来得越多，逝者就越早进入天堂，越早脱离世尘的痛苦。 彭辉站在那片天空下，仰头看着鹰背驮着那个男人的梦远去。他在征得家属同意后，用汉族的习俗，把那份扎巴多杰很想看到的《保卫可可西里》报纸点燃了，纸灰升起来，飘向那些盘旋的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