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动反人类，武汉的万婴墓还在那立着呢，义和团顶多是时代背景下一种绝望的尝试。 这话真的一点毛病没有，甚至可以说戳中了历史的本质，现在还有人拎不清两者的区别，动辄就拿义和团的所谓“过激”说事，却对万婴墓背后的滔天罪行视而不见，说白了就是双标到了骨子里，要么是无知被带了节奏，要么就是故意混淆是非，为那些反动反人类的恶行洗白。 首先得明确一点，反动反人类从来都不是“时代局限”的遮羞布，更不是“无心之失”的借口，而万婴墓所承载的，正是一段无法被掩盖、无法被洗白的反动反人类历史。 它就静静地立在武汉花园山，每一寸土地下都埋着无辜婴儿的骸骨，每一声沉默的呐喊都在控诉着当年的暴行，这不是虚构的传说，不是夸张的宣传，是有实打实的史料记载、有实物佐证、有无数人记忆留存的真实历史，远比任何空洞的辩解都更有说服力。 当年的花园山育婴堂，表面上打着“拯救弃婴”“慈善救助”的幌子，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实则就是一个吞噬婴儿生命的魔窟，是披着文明外衣的刽子手聚集地。 根据当年的档案记载和武汉市政府的发掘报告，这座育婴堂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收养的婴儿不计其数，但存活下来的却寥寥无几，大多数婴儿都在极其残忍的对待下，早早夭折，然后被草草掩埋在花园山的荒地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座令人心碎的万婴墓。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政府在花园山进行发掘，一次性就挖出了上万具婴儿的骸骨，那些小小的骸骨，有的还带着被虐待的痕迹，有的手里还攥着残缺的布片，每一具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苦难。 这些婴儿，最小的刚出生几天，最大的也不过几岁，他们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感受到一丝温暖，就被这座所谓的“慈善育婴堂”残忍杀害，他们没有任何过错，唯一的过错，就是生在了那个列强横行、恶人当道的年代，生在了那个被所谓的“文明使者”肆意践踏的年代。 对比之下，义和团就显得格外悲壮，它从来都不是什么反动势力，顶多就是晚清那个绝望时代里，一群底层百姓的无奈挣扎和绝望尝试。 晚清末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资源，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那些洋商人、洋传教士，跟着列强的军舰来到中国，表面上是做生意、传宗教，实则是列强侵华的帮凶，他们凭借着特权，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霸占农民的土地，抢夺百姓的财产，包庇那些作恶多端的教民，干涉中国的地方事务，甚至包揽词讼、斥责官员，把自己当成了中国的“主人”。 那时候的底层百姓，日子过得猪狗不如，土地被侵占，手工业被洋货挤压得无以为继，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再加上连年的灾荒，洪水、旱灾不断，百姓们无衣无食、无家可归，只能四处乞讨、流离失所。 而清政府呢，腐朽无能、懦弱妥协，面对列强的欺压，只会一味地退让、赔款、割地，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甚至为了讨好列强，不惜镇压自己的子民。 在这样的背景下，百姓们被压迫得走投无路，投诉无门、求助无门，只能抱团取暖，组成义和团这样的民间组织，试图用自己最原始、最笨拙的方式，反抗列强的欺压，反抗清政府的腐朽，争取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没有科学的指导，没有统一的组织，只能拿着大刀、长矛，穿着简陋的衣服，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去和拿着洋枪洋炮的列强抗争，去和作恶多端的洋传教士抗争。 他们所谓的“排外”，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憎恨，而是对压迫者的本能反抗；他们烧毁教堂、毁坏洋物，从来都不是愚昧无知，而是因为那些教堂、那些洋物，背后都是列强侵华的罪恶，都是欺压百姓的工具。 说到底，判断一件事是否反动、是否反人类，核心看的是出发点和所作所为：是主动残害无辜、践踏生命，还是被动反抗、寻求生机？武汉万婴墓背后的恶行，是打着慈善幌子的蓄意加害，是对生命的漠视和亵渎，不管用什么借口都无法洗白。 而义和团的所作所为，是底层百姓在绝境中的挣扎，是对压迫的本能反抗，即便有局限，也绝不能和“反动反人类”画上等号。 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但真相永远值得被铭记，万婴墓立在那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提醒我们，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敬畏，每一段苦难都不能被遗忘；而义和团的历史，也不是用来被抹黑的，而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一个民族在绝境中，从来都不缺挺身而出的血性儿女。 我们不必刻意美化义和团的局限，也不必为当年的恶行找任何借口，只需要正视历史、尊重真相，分清是非、守住底线，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