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明史专家吴晗发掘完万历皇帝的定陵后，得寸进尺，又想挖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周总理听后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话让吴晗破灭了幻想。 1965年秋天，北京昌平定陵出口的停车场上，外交参观刚刚结束，气氛按理说该轻松下来。周恩来准备与巴基斯坦客人告别上车，随行的吴晗却在这几分钟里，再一次将埋在心底多年的念头抛了出来。 这位明史专家盯着长陵已经很久了。在他眼里，定陵只是一次预演，真正让人魂牵梦绕的是那座埋葬明成祖朱棣的长陵。规模更宏大，埋葬者更显赫，似乎只要打开，就能填补明史上的无数空白。 吴晗快步追上去，重复着熟悉的理由︰长陵史料价值远超定陵，不挖可惜。周恩来停下脚步，淡淡问了一句︰要多少钱。吴晗脱口而出“四十万”，旁边的陪同下意识捅了他一下，小声提醒这个数恐怕还不够。 总理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沉默地往停车场深处走了几步。直到车门将要关上时，才回头抛下一句简单却分量极重的话︰“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要听懂这句话，必须把时间倒回十年前的十三陵工地。 1955年，吴晗与郭沫若等人联名上书，希望发掘十三陵之首长陵。周恩来在原则上同意，又担心风险太大，于是成立陵墓挖掘委员会，试图在“学术理想”和“现实条件”之间寻找平衡。 很快，长陵的坚固超出想象。明代工匠用三合土一层层夯实，地宫如同浇筑成一体的混凝土堡垒。考古队在陵园周围勘察几个月，入口始终难觅，进展停滞。 就在长陵迟迟打不开局面的同时，定陵附近出现了一处塌陷形成的洞口。对于渴望出成果的团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更容易下手的目标。于是，方向从长陵悄然转向定陵，理由是先积累经验，再图大作。 1956年，定陵发掘正式启动，历时两年多，动员数万人力，耗资四十多万。1958年，当那扇重达十四吨的石门终于被推开时，地宫内金碧辉煌的景象让在场者目眩神迷。 然而，在对地宫陈设惊叹不已的同时，几乎没人意识到，长期封闭环境被骤然打破意味着什么。没有恒温恒湿，没有专门防护措施，几百年未见阳光的丝织品在短时间内迅速氧化、卷曲、碎裂。 六百多件丝织品出土，仅仅半年，其中三百多件已难以修复。万历与皇后的棺椁在复制之后被丢弃在山沟，被附近百姓当成好木头锯回家改做家具。到想要追回时，主体几乎不存。 如果说技术条件的欠缺尚可以归为时代局限，那么“文革”中的焚骨，又给这座陵墓钉上了一颗真正的人祸之钉。 定陵的遭遇，用最惨痛的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主动挖开帝王陵，到底是保护历史，还是加速毁灭。 但站在另一端的吴晗等人，看到的更多是四千余件出土文物的辉煌。他们不愿承认定陵是失败，反而把它视为迈向长陵的垫脚石。于是才有了那场停车场上的“追问”和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回答。 周恩来口中的“不感兴趣”，并非真把历史与死者一概轻视，而是清楚地看到，技术和制度都尚未准备好，继续发掘只会制造更多定陵式的悲剧。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四十万意味着多少工厂和民生项目，他作为总理不会不知道。 定陵的教训和那句“我对死人不感兴趣”，最终化作一纸文件。国务院明确提出，停止一切帝王陵墓发掘。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主动打帝王陵的主意，成了考古界心照不宣的底线。 后来，当有声音再度提议发掘乾陵，周恩来又加了一道“十年不开帝陵”的约束，把这种克制从个案提升到更长远的原则。 今天，人们在直播间里看着兵马俑盲盒兴奋刷屏，在新闻里读到工地又挖出古墓难免心生好奇，甚至会想象哪天真正打开一座帝陵会是怎样的景象。 但在那些看不见的档案和库房里，定陵丝织品化成的灰烬，山沟里被锯成桌椅的金丝楠木碎片，依旧在提醒后来者︰有些门一旦推开，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 不去挖，并不等于不尊重历史。恰恰相反，在能力不足的时候按下刹车，在诱惑面前选择让帝王继续沉睡于地下，这种克制本身，就是另一种对文化遗产的守护。
